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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扭头对旁边陪同的赵铁锤和省委秘书长秦书海说:“赵老板,你和秘书长出面,把农民工的火车票解决一下,让他们安全返乡。”
赵铁锤说:“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安排,一定给大家搞到火车票。”
现在每到春节,就是农民工返乡的高峰,他们一年到头在外面打工,不得和老婆、孩子团聚,只有在年关的时候,他们才能休息几天,过几天人的日子。但是,由于中国在外的流动人口太多,陡然出现的春运高峰,让中国的铁路系统,无法保证把每一个人按时送到家里,这些农民工,为了买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甚至需要几天几夜不睡觉,在火车站的售票大厅通宵排队。他们身上披着军大衣,或者披着棉絮,几天几夜不洗脸,不刮胡子,为了买一张火车票,和野人基本上差不多了。有的体力不好的,或者有病的,当时就晕倒在火车站售票大厅里的,年年都有。
去年江城市火车站售票大厅里就死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听说是排了三天三夜的队,又累又困,心里一急,就突发了心脏病,躺下就死了。等救护车赶到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后来直接就送去了殡仪馆。这件事在新闻媒体上曝光后,引起了省长刘放明的注意,他亲自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农民工的返乡工作,在各个农民工集中的工地上,开展送票上门的服务。这些措施,确实解决了一部分农民工回家的车票问题。
现在那些路程不太远的,有的甚至选择骑摩托车回家过年。西江省是劳务输出大省,每年在广东打工的农民工,号称七百多万,每到春节邻近的那一段时间,在广东和西江省的交界处,都可以看到浩浩荡荡的摩托车大军,不分昼夜,像潮水一样涌满了各个交通要道。那些骑摩托回家的农民工,有的是单独一个小伙子或者是中年男人;有的是小两口,男人骑车,后面坐着自己的女人;有的是拖家带口,中间坐着小孩,后面坐着妻子。由于回家过年的时候,都是天寒地冻的时节,气温低,路况差,又长时间骑车,如果不注意休息,往往造成摩托车手手脚麻木,四肢僵硬,判断力降低,再赶上下雪或者下雨,出车祸的概率非常高,这条本来应该是温馨的回家之路,往往变成了灾难之路、死亡之路,每年到底有多少人消失在这条回家的路上,没有人做过完整的统计,人们只是从新闻媒体偶尔的报道中,才得以窥见一斑。
去年年关,西江省电视台和东城市电视台,联合做了一个报道,栏目叫“温暖回家路”,王一鸣在住处看新闻,才知道这些情况。从电视画面里,他看到那些骑摩托车回家的滚滚铁流中,一个个摩托车手全副武装,戴着头盔,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戴着棉手套,脚上腿上,绑着一层塑料布。摩托车后面的行李架上,绑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估计都是买的回家过年的物品和行李。有的是一家三口,乘一辆摩托车回家。
记者采访了一个小伙子,他是一个人骑车回家,问他为什么选择骑摩托车回家过年。小伙子说:“方便,火车票不好买。”
记者问:“你家是哪里的?”
小伙子说:“龙江市江左县的。”
记者问:“你要骑多久才能到家?”
小伙子说:“还不好说,走走歇歇,估计得三个白天。夜里我不走,路上都是大货车,灯光太刺眼,不安全。我不急,慢慢走,安全第一,累了我就找个旅店住下来,休息一夜,等天亮了再走。”
记者问:“你一个人还是有伴?”
小伙子一指旁边的几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说:“我们是十几个,一个车队,大家都是老乡,走在路上,相互有个照应。”
过了几天,还是这个栏目,报道了在西江省东城市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一辆拉沙石的泥头车,在一个路口拐弯的时候,把一辆正常行驶的摩托车,卷在了车轮下,摩托车上的三个人,当场毙命。泥头车后面的两排车轮,从这辆倒下的摩托车上面碾过,三个人一个被从头部碾压,两个被从胸腹部碾压,现场的画面惨不忍睹。后来经交警查实,摩托车上的人是一家三口,夫妇两个都才三十多岁,在广东东莞的一家鞋厂打工,他们夫妇两个,带着一个八岁的男孩回家过年,从广东东莞骑摩托车,已经走了四百多公里的路程,眼看着马上就到家了,他们家是东城市郊区下面的一个乡镇的,离他们的出事的地方,只有区区十几公里路程了。
看了这个报道,王一鸣感同身受,止不住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他想到,如果当初自己没有考上大学,说不定自己的命运就是这个样子的。改革开放几十年,我们的国家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有钱人,他们可以和国外的富翁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了,可以天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掷千金,丝毫也不吝惜。
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这样一大批人,他们收入低,或者干脆没有固定的收入,靠捡破烂或者小偷小摸为生,得了病没有钱看,小病往往会拖成个大病,最后凄惨地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一天一天,挣扎在死亡线的边缘。
有的在外面打短工,那些又脏又累没有人干的活,他们干。为了挣钱糊口,他们下煤窑,挖矿山,在地下几百米的巷道内,每天和死神擦肩而过。他们过着奴隶一样的生活,说是当牛做马一点也不过分,网上有个笑话,调侃农民工的日子,说是一天一天,吃的比猪都差,干的比牛都累,活的连狗都不如。他们是新时代的“包身工”,是“芦柴棒”,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弱势群体。
他们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又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上离开,他们是天量财富的创造者,正是由于他们机器人一样的劳动,中国才成为了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他们辛勤的劳动,创造了城市的高楼大厦,霓虹闪烁,还有百货商店里那堆积如山、琳琅满目的商品,但是,他们又是命运的弃儿,他们微博的工资收入,不能够带来命运的根本改变,他们省吃俭用,一年的收入,竟然买不起城市里的一平方米楼房。他们只能像候鸟一样,辗转在城乡之间,直到年老了,再也干不动了,他们就回到属于自己的破败的乡村,在那里,度过残生。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是年老体衰,甚至是满身的伤痛,他们被城市所抛弃,无声无息地离开这个世界。
这就是中国几亿打工者今天共同的命运。
每每想到这一点,王一鸣就心如刀割,他困惑,他迷茫,他无奈,他在思考,怎么样才能走出这个迷局,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勤劳却不能致富。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穷的社会,怎么能够永远和谐?有一次在北京,和魏正东聊天的时候,他问魏正东:“正东兄,你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魏正东郑重其事地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都是一天一天积累下来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没有长远规划,没有战略设计,没有细节考量的笼统的模糊性的表述,按照伟人的表述就是‘摸石头过河’。至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究竟要过什么样的河,河里有险滩或者暗礁怎么办?什么样的石头可以摸,什么样的石头不可以摸,摸不着石头怎么办?莽撞地硬过河溺死了怎么办?呛水了还过不过?对这些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几乎没有做过什么严谨的论。只是说‘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所以,中国就像一列按照惯性高速运转的火车,越开越快,速度第一,其他的都靠后。几十年下来,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到了今天,成了连环套,一个套着一个,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带出来了。你看,农民工打工这一项,就牵涉着农民增收难,农村土地有限,人均不到一亩耕地,靠种庄稼连维持基本的生活都困难。不出去打工,根本揭不开锅,要看病吧,要买农药化肥吧,要应酬红白事吧,子女上学,老年人养老,都要靠出去打工挣钱。青壮年劳力出去了,村子里都是老弱病残的天下了。这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出来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城市的房价太贵问题,农民工两口子的夫妻X生活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城市的卖淫**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甚至火车票问题,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来了,怎么解决?牵一发而动全身,扯起葫芦连着瓢,你光解决一个问题,根本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都是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