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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生活中往往面临着诸多诱惑，一不小心，就滑进了温柔乡，他们的堕落，是不知不觉的，是不由自主的，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太大，资源太多，对别人充满了诱惑和刺激。许多女人出于各种心思，有的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就可以主动奉献，在她们玉体横陈的时候，你要是思想有了一丝一毫的动摇，就抵抗不了，就会缴械投降，这也是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出事之后都可以扯出一大把女人的原因之一。
两天后，王一鸣随着西江省政协代表团乘坐包机，回了北京。按惯例，每年这个时候的两会，都是全省的大事情。代表们首先在省城进行了集中，学习培训几天，要求大家遵守纪律，不乱讲话，要顾大局，讲政治。把本次大会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把握不准的东西，不提议案，不发言，以免闹出什么笑话。
现在媒体那么发达，一不小心，你就成了全国的名人了。那些当选的所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自己也清楚，自己这个代表，确实不是人民选举的，是上级组织部门的领导内部圈定的。特别是那些政协委员，这些年，越来越不像来自于基层和普通群众，不是富翁，就是明星、名人，要么就是受名额所限，没有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官员，就像王一鸣这种。全国政协的会议，简直是成了名人俱乐部。全国人大的会议，因为官员众多，基本上被民间戏称为官员俱乐部。
王一鸣原来当过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那还是他在江北市当市长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年轻，参加人大代表的会议时，是新闻媒体追逐的对象。因为比着那些年纪都在五六十岁的官员，他这个30岁刚出头的市长，就是放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每次大会散会的时候，他随着人流，走出人民大会堂，刚下东门的台阶，就会陷入记者们的包围圈。特别是那些美女记者，见了他这样年轻的市长，都感到好奇，都千方百计地接近他，想从他的嘴里，掏出有价值的新闻。
那个时候，王一鸣也是年轻气盛，刚从一个小地方到了北京，一下子面对全国媒体的记者轰炸，他还是有些虚荣心，有些想出风头的意思。再说了，都在官场上混，谁不想更大范围地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时候，在中国的官场，人们开始喜欢那些有风度、长相帅气、有活力、说话幽默、风趣的明星官员。王一鸣也有意识地想把自己打造成这样的官员形象。他有这个资本，也有这个条件，为什么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
在心里，王一鸣也想把自己这样的官员，和那些传统的、老百姓司空见惯的、印象不好的官员区别开来。长期以来，这些官员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副猪头相，肥头大耳，拙嘴笨腮，走路是四平八稳，一摇一摆；说话是目无表情，官话连篇，讲一大通，都是废话、套话、假话、空话，他们讲得振振有词，唾沫横飞，但人们一见这样的镜头，就恶心得要吐，知道他说的都是在放屁，糊弄老百姓的。
而王一鸣这样的官员，给人带来的却是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们年轻，充满活力，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知道利用新闻媒体为自己造势的重要性。他们来自底层，了解民众的实际情况和心理需求，他们不会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说屁话、混账话糊弄人。他们不开口便罢，一旦开口，绝对是击中要害，言之有物，有理有据，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充满了爱国的情怀，关注民生，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
王一鸣的原则就是，许多敏感的问题，自己不去触及，那是囿于体制的原因和自己的位置，没办法，你是官员，就要服从组织的管理，但至少自己可以保持沉默吧，那些王八蛋的话，糊弄人的话，以为天底下的老百姓，都是弱智的，可以随便糊弄就行的，这说明那些官员，根本就没长脑子，要么就是死不要脸。忘记了党的宗旨，退化为一个为了名利，不顾一切的老油条了。
但对于自己分内的事情，确实是需要加紧解决的，王一鸣就不再回避了，他面对镜头的时候，还是敢于说真话，为了民众的利益，敢于鼓与呼的。
那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当市长的时候，曾经作过调研，认为全国农民的税负水平，已经到了一个不堪重负的程度。那个时候，国家的发展重点几乎全部放在了城市，农村成了谁也不管、谁也不问的地方。而江北市是农业大市，全市800万人口，有700多万是从事农业生产。由于财政穷，拿不出那么多钱养那么多的公务人员。全市上下，各个县和乡镇，千方百计，巧立名目，从农民身上搜刮民脂民膏。有的乡镇，收费的项目竟然达到一百多项，剑锋所指，都是农民的荷包。碰上年成好的时候，风调雨顺还可以，农民们上交了杂七杂八的这税那费，还剩下几个可以活命。但一旦碰上自然灾害频发的时候，有的庄稼，几乎是颗粒无收，农民连自己的投入都收不回来，而乡里、县里，为了维持自己的正常运转，对农民照样一分不少地征收。没有粮食，就牵你的牛，砍你的树，甚至搬你的家具，卖你的东西，是什么值钱拿什么。你要是反抗，就关你的禁闭，甚至扒你的房子。你要是还不服气，就有可能被黑社会和地痞流氓组成的征收队，带到专门的地方，一阵暴打，甚至会被伤害致死，丢了性命，他们还诬陷你是畏罪自杀。
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屡见不鲜。许多农民走投无路，只能选择上吊自杀。江北市就曾出现一个农村妇女，当着征粮队员的面，在苦苦乞求之后，绝望地喝了农药，自杀身亡。这件事被新闻媒体曝光后，王一鸣亲自到了那个乡、那个村，安抚村民，了解实际情况。
当时他带着人员，进入村子的时候，那里的农民如临大敌，以为政府这一次是大规模抓人，听说武警都调过来几百人，准备把整个村子包围住，一个不留，全部抓起来，住监狱。许多老人孩子，提前都撤离了，有的人夜里害怕，就睡在庄稼地里过夜。
为了打消村民的怀疑，王一鸣只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又带了几个乡干部和临近村的村干部，直接就进入了村子。刚开始的时候，谁也不敢讲实话，所有的村民，都对他怒目而视，从那一双双眼睛里，冒出的是冲天的怒火。
王一鸣也是农村孩子出身，知道如何和农民打交道，他不摆架子，说话家常，很快就打消了大家的怀疑，开始向他说实话。王一鸣听他们仔细算账，一亩地的收入多少，投入多少，丰年的时候，收入是多少。灾年的时候，怎么勒紧裤带，把日子过下去。负担一共有多少项。仔细算下来，原来那个时候，当农民一年是赔本的，除去各种费用，基本上等于是白干，还不如抛荒，到城市里去打工。所以村子里大片的农田开始荒芜了，做农民没有活路了。
王一鸣听他们说着，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到了最后，实在是坚持不住，当着村民的面，放声大哭。村民们哭，他也哭，整个屋子里，哭声连天。他想不到，在改革开放的十几年后，农民们竟然过的是这样的日子。比改革开放前，压力更大，更艰苦。
回到城里，他连夜让市政府办公室写好材料，向省委、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上报。向他们详细汇报了基础的实际情况，并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他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认可，并在内参上作过批示。此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进一步加强和重视农业、农村、农民生活的文件。减免各种乱收费，开始在部分地区，试行种粮补贴。这些文件和后来的一系列惠农政策，统称为“三农问题”的文件。
王一鸣也因为此事，和那些推动中国“三农工作”的学者和官员一起，被媒体视为对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在此后几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他都是作为媒体的焦点人物，受到了媒体的青睐，作过非常精彩的发言。
他出了风头，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但也因此带来了副作用，许多人开始妒忌他，最主要的是那些同僚，那些和他官差不多或者稍微大一点的官员，感受到王一鸣给自己带来不小的威胁和压力，怕王一鸣的官升得太快，反衬出自己的尸位素餐，于是就在背后造他的舆论，说他不成熟，不沉稳，爱表现自己，不懂得官场的潜规则。你自己为了出名，把所有的人都一棍子打死，好像是洪洞县里没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