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0八章 出鞘(上)

西南北无家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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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外。

    绵延的军帐,壁垒般的大营。

    伯颜骑在马上,望着不远处的那座城池,脸色既十分阴沉,又仿佛在想什么。而周围的元军将领则大气也不敢出,生怕惹怒了这位主将大人。

    不过有人还是能被伯颜另眼相看的。良久没有开口的他就问道:

    “士选,你怎样看?”

    众将之中的董士选应声上前。

    “回大人的话,末将以为,城中之人是在困兽犹斗。”

    听了他所言,伯颜再度沉默。又过了片刻,他才接着问道:

    “若依你,如何取之?”

    这回董士选稍微迟疑了一下。他的迟疑是不想给伯颜留下自己畏战、避战的想法,但他随后还是答道:

    “攻城之法,上佳莫过于围三阙一,迫敌离城,然后野战歼之,城池自然可下。次者绝其援道,围而困之,再图取之。”

    伯颜对董士选的另眼相看,自然是由于董文炳的缘故,他当然也知道董士选的所言不虚。但他之所以向董士选问话,更多的是身为主将者,在遇到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情况,被迫要改变既定计划,心中仍有一丝犹疑时,通过和其他人的交流,以助其坚定决心罢了。

    和林战后,在与大汗和安童的密议中,伯颜意识到了这样一件事,那就是:

    尽管自己也不是没在留意,但身处西北的自己,还是低估了朝廷面临的南方危机严重性。

    这个严重性就在于,自临安的宋室在琼州死灰复燃后,趁着北元内乱、无暇南顾之机,他们已不断壮大,不仅在南方站住了脚,现在更在事实上与北元重新形成了南北对峙之局。虽然从总体层面上看,北元帝国仍然占优,但双方的实力差距却在不断缩小。

    而更为可虑的是,正由于前段时间为了应付西北的危机,北元在东南地区的力量相对来说就较为薄弱,给了对方以可乘之机。这种情况一旦继续发展下去,双方的主动权就会易手。

    伯颜是明白的,北元今日所面临的局面,自己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自己当年在临安没有让宋室的益王、广王逃脱,也就不会有如今之事。因此他立刻向大汗请罪:

    “今日之事,实为臣的过错。”

    忽必烈则显得很大度:

    “这不过就是朝廷前段时间有乃颜、海都为乱,赵昰小儿在乘机落井下石罢了。爱卿不必自责。”

    忽必烈的大度,是他自己同样清楚,当初宋室余孽还未剿尽,自己就将南征大军招回,于是才有了今日的死灰复燃,这事并不能全怨伯颜。

    他内心里更知道的是,无论怎样,他都必须首先对付阿里不哥、昔里吉等人,根本没有别的选择。真的要怨,还是要怨那几个草原大漠上不知天高地厚的“竖子”。

    何况在此用人之际,实也不能对伯颜多有怪责。

    但他说归这样说,无论是伯颜、还是安童,却都不能不有所表示。

    伯颜就说道:

    “大汗仁慈,臣内心难安。”

    而安童虽在朝廷中不掌军事,且灭宋之时,他本人还被扣押在草原大漠上。可受过儒家文化熏陶的他知道,为人臣者,理当为君分忧。故此他也说道:

    “臣不能为陛下分忧,臣实有过。”

    听了他们的答话,忽必烈摆了摆手,神情则有些怅然。

    忽必烈没有将责任推卸、或者怪罪到伯颜和安童身上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近来常常想起另一个人。这人就是他曾经的大兄董文炳。

    因为在忽必烈看来,尽管当年自己把南征大军的招回显得有点仓促,可慧目如炬的董文炳,也远在十多年之前就提醒过自己,西北乃腹心之患。他临终前给自己上的最后一道奏章,尽管只有寥寥的两句话,可背后的意思,无疑是希望自己能早日解决。如果自己当初能听他的,当机立断,怕是也就不会有眼下的局面了吧?可惜的是,很多事情就没有如果。

    忽必烈内心里的有些所想,自不会都在伯颜和安童面前提起。这也不是他在此召见安童和伯颜的目的。所以,收起了思绪的他很快就说道:

    “现今草原上的诸事均已平定,故此朕决意,立刻整顿兵马,转兵向南,收拾赵昰这个小儿。”

    他看着伯颜。

    “只是伯颜,朕又要劳烦你了。”

    伯颜则毫不迟疑地一躬身。

    “大汗所命,臣责无旁贷。”

    忽必烈如此的迫不及待,是他清楚的知道,有些事必须要自己来解决,可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这也正是他驾临草原的另一重要原因。

    让他更无法忍耐的是,自赵昰于琼州崛起以来,在他和这个小儿的交锋当中,他屡屡落到下风。或许在此期间如果没有乃颜、海都等人的“干扰”,他可能心理上还能平和些,但当赵昰一而再,再而三的“落井下石”时,他心中的怒火就真的无法抑制了。

    他的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伯颜。

    因为不同于其他人,伯颜并没有被某人的庞大计划所吓倒,相反,在他看来,这个谋划不是不能破解。只要北元集中力量击破襄阳的当面之敌,顺流而下的元军,将直接威胁沿运河前出的宋军后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了迅速后撤,根本没有任何其它选择。

    事实上,有着当年领军南下经历的伯颜,的确更倾向于从荆襄下手。因为他还认为,如果首先击破了荆襄之敌,再顺流而下灭掉东南宋军,赵昰小儿前些时候所整的热闹,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可忽必烈的急、他的无法忍耐,使得伯颜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接受了忽必烈出兵东南的计划。

    伯颜知道他的大汗无法容忍赵昰威胁到他的“腹里”,甚至就是他自己,同样无法容忍过去的手下败将现在挑战到家门口,并且他还不能说忽必烈的盘算没有针对性。

    因为宋元在荆襄的对峙,于事实上对双方都形成了牵制,在这种情况下,谁在东南之地取胜,谁就会先腾出手来。反过来,失利的一方势必在荆襄地区陷入独木难支的不利境地。

    但伯颜是真的没有想到,二次领军南下的他,在灵璧遇到了一个“钉子”。

    事实上,无论在宋、在元、还是曾经的大金,灵璧都属于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城。所以在忽必烈和伯颜原本的计议中,元军将迅速拿下此地,扫清障碍,越过淮水南下。可恰恰就是这个小城,却“钉”住了元军南下的步伐。

    (后世史书对此的记载是:“景炎十六年灵璧之困,北兵虽历时四月有余,未能寸进。”)

    对所有参与过灵璧之战的元军将领来说,灵璧城防给他们最深的印象,不是它已得到整饬的城墙,而是城外两道既宽且深的护城河,以及密密麻麻散布在地表上的、形如鹿角的凸起障碍物。

    在这个时代的攻城战中,攻城方首要的一点便是快速接近城下,如此才能对城上之人形成威胁,并进而打破更重要的城墙防守。

    而“狡诈”的对手显然非常了解这点,所以他不仅不惜费力地多挖了一道护城河,尽可能多地设置了障碍,且还将这两道护城的堑壕全都置于自己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

    更让元军没有想到的是,在灵璧的周边范围内,所有的百姓全都消失的无影无踪,如此就造成了元军仅仅是填壕,也付出了超出想象的代价。

    当时的他们、包括伯颜肯定不知道,后世的史书对此同样有记载:

    “(刘)师勇禀宋主,伯颜其人,极为狠毒,每攻城常役百姓为前驱,故常州为其所下,实不可不查也。”

    伯颜并不畏惧攻城,就像他当年曾力克刘师勇守卫的常州城。但当灵璧拖住了他大军的脚步,使得己方丧失了南下的突然性,并且攻城还遭受了出乎预料的损失后,他就不能不重新考虑原先的计划了。

    这时候,“打援”就成为他的选择。

    只要击破援军,无论灵璧是否难以攻下,它终将在围困中陷落。并且围点打援不仅更能发挥蒙古骑兵野战的长处,同样能重创东南的宋军,以后仍可以继续南下。

    只不过这样做并不符合忽必烈当初的愿望,所以伯颜的心中有着些许的迟疑。但是,和董士选的对答最终让他定下了决心。

    伯颜随后除拟了一道密奏报往了大都,同时向所有将领下达了一个简短的指令:

    “筑围,困城。”

    攻城方在这时代外围所筑的高垒,既可以阻止守城方弃城逃窜,同时也起到隔绝城内守军与可能到来援军呼应的作用。

    伯颜已经在为即将的打援做准备,不过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有人正到处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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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思右想,最终还是放弃了守城战,不过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抗战后期的衡阳保卫战,是二战期间少有的坚持了四十多天的城市保卫战之一。当时的中国一万七千守军只有少量的火炮,对抗的是拥有重炮的十万日军。双方的力量悬殊之大,可想而知。

    日本人在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攻城之后,就再也打不动了。而守军所凭借的,主要就是手榴弹。

    所以在书中所处的时代,如果真有手榴弹,只要有顽强意志,守下来并不是多大问题。

    二战中最著名的城市保卫战,当属前苏联的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保卫战,不过衡阳保卫战的可贵之处,是它与前两者相比,完全没有来援。从这个角度说,它略有点遗憾的结局,责任并不在当时的军人,而是上层了,否则必将成为极其经典的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