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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明王朝来说，扫荡鞑靼，确实是一场军事冒险。
而杨一清确实看到了这一点，所提出的策略，也都是以此为出发点，通俗一点说，他的意图很简单，明军不可落单，虽然三路出兵，可是必须在某处会合，然后一路扫荡，能屠杀牛羊就屠杀牛羊，哪儿的水草丰美就放火去烧，大家抱成团，保证鞑靼骑兵不敢正面交锋，当然，若是鞑靼主力当真要来正面交锋那也不怕，以逸待劳便是。
至于粮道如何贯通，斥候如何放出，一有敌情，各部如何迅速集结，其实这就是一种乌龟战法，看到边上没有了敌人，就烧杀，劫掠是不可能的，你劫掠了牛羊回来，回到了关内，也没有水草养他们，无非就是消耗掉鞑靼人的资产，最后迅速龟缩回去，严防死守，专侯受到了损失，并且过不了冬的鞑靼人不得不在寒冬腊月里，对大明的各处边镇发起进攻。
而龟缩在边镇中的明军，则是以逸待劳，在高高的城墙上，用尽一切办法，将这群又冷又饿的饿狼打回去。
打回去之后，若是明年开春，还可以组织一次春游的活动，那时候的鞑靼人，刚刚经历了饥荒和寒冬，眼看水草又长了起来，一心一意想要从事生产，让牛羊多长点儿膘，新的一年里好好劳动，对战事并不热衷，一旦又起战事，鞑靼汗庭就算征召各部族的族人集结起来准备和明军杀个你死我活，怕是许多偏远的部族，自认为明军打不到他们，也会敷衍了事，宁愿让年轻人放牧，也不愿意去劳师动众的和明军决战了。
再加上饥荒必定会使得鞑靼人的人口减少，大量的老人和妇孺都熬不过这场寒冬，这就使得，生产和放牧的人手会大量减少，明军若是隔三差五出去干这几票，以鞑靼人的国力，一定吃不消。
可以说，这是一场国力的较量，比的就是谁耗得起，其主要宗旨就是，你他娘的敢来抢我，好，老子现在不事生产了，跟你破罐子破摔，于是发动五六十万的民夫，十几二十万的壮丁，这些人既不春耕，也不秋收，放任土地荒芜无人耕种，来跟你血拼。而你呢，以后也别想放牧了，专门来跟我耗吧，你若是做缩头乌龟，我就四处破坏你的草场，屠杀你的牛羊，你要是起兵决战，那更好，你的壮丁和人手也不必生产了，大家一起吃西北风。
鞑靼人要耗下去，除非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并且攻占了大明的几个军事重镇，否则以他们的生产力，饥荒是不可避免的。而大明呢？大明近百万人征伐起来，从现在开始，隔三差五的出关，也就是说，在山东、宣府、辽东这些地方，大量的人员都不再从事生产活动，若是其他各省不能源源不断的将余粮通过运河运到北方来持续的供应这几个地方，那么大明朝，也必定会发生饥荒。
这就好像扳手劲一样，看的未必是谁的力气大，而是看有没有人作弊，鞑靼人只有一只胳膊，而大明有两只，一只手和他们扳，另一只手必须狠狠的拉住另一只手的小臂，若是另外一只手承受不住，那么后果就是灾难性的，极有可能导致一连串的失败。
正如汉朝对匈奴动兵一样，吕后当政的时候，打不起，于是匈奴单于耀武扬威，写了书信来羞辱，要请吕后去侍奉单于，吕宋不但没有动兵，反而乖乖的上书一封，说自己年老色衰，不能侍奉单于，愿送大汉女子代为侍奉。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匈奴人依旧侮辱，文帝、景帝小心谨慎，乖乖和亲，不敢有丝毫怠慢。
可是到了武帝时期，战争就开始了，一口气，发动了十五次对匈奴的战争，打的匈奴人连他**都不认得。
必须要说的是，武帝时期的汉军，未必比吕后、文景时期的汉军要强，武帝的胜利，只是来自于文景时期国库的积累而已，没有文景，就没有汉武。
而现在的大明，处境也是一样，要打的鞑靼他**都不认得他，拼的不只是谁的军马更强力，而是谁的资源更多，谁更加耗得起，谁的国库更充实，谁的粮食更多。
所以，在这暖阁的讨论之中，大家对方略的讨论并不多，或者说，几乎就是杨一清一个人在拟定他的方略，而其他人作为外行，唯一的作用就是点头。
很快，所有人的重心就转移到了资源上头。没有资源，杨一清的所谓方略是不可能持续的，上百万人不事生产，这些人谁来养活？当然是国库。战争的大量损耗，大量棉布、刀枪剑戟、火炮、火铳、大车、战马的供应，又由谁来承担，还是国库！
既然说到了朝廷收支的问题，杨一清就没有发言权了，杨一清自然不蠢，乖乖的坐在一边并不做声。杨廷和咳嗽一声，道：“起了战事，国库的收支就是大事，鞑靼发生了饥荒，大不了就是饿死老弱妇孺，可是一旦我大明发生了饥荒，必定是要有人造反，一旦起了烽烟，内外交困，这就是天大的事，足以动摇国本。只是现在的国库，勉力支持倒也够了，现在存粮一百三十万担，只要不遇饥荒，暂时还能支持，至于国库的纹银，还有九十余万两，不过多已编列进了账目，因此很难挪用，陛下已经许诺从内库挪调六百万两以备不时之需，如此算下来，银子也不成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年末和明年初的储粮，这么多人不事生产，都得靠朝廷养着，每年还多多少少都有灾荒，因此，微臣令户部计算了一下，今年的官粮，若是不能达到一千一百九十三万担，怕是很难弥补年末和明年的不足。而去岁，官粮总计是九百七十万担，这其中的缺额，足足有两百多万担之多。也就是说，若是还像往年一般，只怕出兵之事，很难维持大军用度。”
听到这里，嘉靖不由皱眉，两百万担的粮食，可绝不是小数目，当然，杨廷和的计算可能有些夸张，肯定是要在预计的储粮上头报高一些，毕竟谁也不知道年末或者明年需不需要额外的粮食消耗，若是发生了大规模的天灾，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因此，杨廷和绝对是往高里算了，可问题就在于，内阁绝不可能冒险，这毕竟是大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嘉靖目光落在户部尚书李士翱身上，这位新晋的户部尚书知道该自己说话了：“其实按理来说，若是各省都按朝廷的规矩办事，一千一百九十三万担官粮要征收上来，其实并不是难事，只不过，现在各府各县乃至于各省，往往都以各种理由搪塞粮事，结果实收的官粮，却是少了许多。”
李士翱说到这里，冷冷的看了徐谦一眼，淡漠的道：“就以浙江为例吧，大前年的时候，浙江缴粮一百四十万担，到了前年，逐渐递减，竟只有一百二十万而已，去年更惨淡，只有一百一十万担，陛下，浙江的田亩，明明是年年增长，官府丈量的田亩，也是越来越多，结果却是，田亩增加了，征来的粮食却是更少了。今年若是浙江能以大前年为例，实征官粮一百四十万担，而其他各省，也尽量多缴一些，少一些损耗，这两百万担之数，其实要征集也不成什么问题，只是微臣听说，浙江那边改粮为桑甚是严重，就怕秋收之后，非但不能拿出一百四十万担粮来，到时候反而比去年缴的更少，连一百万担都凑不齐，而其他各省纷纷效仿，户部，怕也要巧妇无米之炊了。问题的症结，其实还是出在……”
他正要借此抨击几句新政，可以说，户部尚书乃是新政天然的敌人，此时此刻，不骂这浙江几句，实在是枉称户部尚书。
徐谦忍不住插嘴道：“大人，你为何要看着我？”
李士翱冷冷看他：“老夫哪里在看你？”
徐谦却道：“大人分明就看了。”
李士翱冷笑：“看了你又如何？”
徐谦道：“本官刚刚忝为浙江巡抚，前年和去年的官粮，又不是徐某人征收的，可是看你却偏偏看着我来抨击浙江，岂不是说这事儿和我有什么干系吗？真是怪哉，我也只是年初才上任，去年和前年的粮赋与我何干，大人何故这样看着我？莫非浙江巡抚于大人眼里，便如贼子一般？”
这实在有点胡搅蛮缠，分明是故意来找李士翱难看。其实在李士翱心里，这事儿还真和你姓徐的有关，虽然当时你不是浙江巡抚，可是这如意坊总是你的吧，现在弄的人人皆商，这才会有改粮为桑的事，你若说自己清白，那真是做了*子又要立牌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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