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十一章 治内政

曾鄫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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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完战事的刘浩然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了内政上。(看章节请到)(小.说.5.5.5)当初东南战事激烈,粮草军用流水介地运出去,几乎将府库掏空了。为了保障后勤,刘浩然几乎连裤子都要当掉去换粮草。幸好有李善长坐镇,指挥调度,这才勉强应付过来。在此刺激之下,刘浩然决心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发展计划来,以后的仗会越打越大,没点家底怎么应付。

    刘浩然废除元廷原本非常复杂的路、府、州、县等诸多的地方编制,行省以下只设府、县,设知府、知县主理民政,同知、县丞为副,由行中书省管辖,各县还设巡检一名,统领巡检司的巡捕,负责地方缉奸捕盗等治安事务。

    在刘浩然的机构体制中,地方是军政分开,府设都司,县设县尉,执掌地方守备防务,由行枢密院直接管辖,都司负责指挥地方守备部队,而县尉负责指挥和训练各县的民兵。刘浩然以行省丞相的身份颂布了《兵役律》,言明行省治下百姓只需要承担一种徭役兵役,凡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男丁必须接受一段时间的民兵训练,兵器自备,但是现在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暂时由行省官府供给,凡服五年以上民兵役的青壮就可以抵冲这笔费用,而守备部队则是从各县的民兵中挑选,虽然没有军饷,但是可以免除一定的赋税。守备和县尉目前都是由伤残退役的定远军老兵充任,他们虽然断了一只手,或者是失去一只眼睛,但是不妨碍他们指挥守备部队和训练民兵。

    刘浩然接着颂布了《劝学律》,在这部律法里,刘浩然提出了官办和私办相结合,普及国民教育的庞大设想。教育机构分四级,童学、县学、府学和行省一级的高等学府。前三级学府可官办,也可私办,但是必须按照行省指定的课程和教材学习,参加官府组织的统一考试。

    在《劝学律》中,刘浩然要求从童学开始,学子就必须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接受军事训练。而且父母亲送儿女读书是一种义务,不履行义务就要受到律法的惩戒。因为这个教育计划耗费巨大,而且在现阶段是不可能完全铺开,但是刘浩然却决定要坚持下去,先从应天、东南等富庶的地方试行。

    儒生文人虽然对刘浩然兴学重教表示赞赏,但是也有很多人对学子必须接受军事训练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学子只要认真读书就好了,打仗这种事情自有武夫去做。刘浩然却坚持自己的意见:“遥想汉唐盛世,文人学子能文能武,策马游历天下,一边放着书,一边放着剑,所以才有汉赋唐诗留名千古,雄风远扬域外。[..提供最新最快的章节]而前宋盛文弱武,文人学子们只知道死读书,却鄙视军人武事,结果先有契丹、西夏,后来女真蒙古,累累荼毒。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行省的学子文人再也不能读得一肚子书,却手无缚鸡之力。”

    刘浩然更是谈到:“学子文人乃国家之栋梁,不但要能治国理政,还要能行军打仗,现在正是国家危难之际,学子们不接受军事训练,不知兵事,如何能行?”

    在驱逐鞑虏,光复中华以及前宋灭国之痛的大义下,这些儒生文人也只好捏着鼻子接受了,毕竟刘浩然把文人学子当成了国家的主人来看待,否则也不会要求这么高。小.说.5.5.5

    龙凤二年七月,刘浩然在原御史行台府第设江宁学堂,请李习为学正,聘各名士文人为教授,广收学子。并随即在应天府、太平府、平江府、湖州府、杭州府开始推行国民普及教育。

    同月,刘浩然在原集庆路达鲁花赤府设江宁陆军学堂,自任学正,以冯国用为教务,暂设步兵科,骑兵科。计划所有的将领都必须回来轮流学习,一边当学生,一边当教师,总结自己的前期作战经验,并教给轮流前来学习的军官们。

    刘浩然又开始筹备开办江宁水师学堂,准备自任学正,以俞廷玉为教务,暂设海防科、海事科。

    在陆军学堂里有一批特殊的学生,他们就是童子营。这些以各地孤儿和军中遗孤组成、视刘浩然为父兄的童子忠诚度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他们绝大部分都选择了从军。刘浩然根据他们的特长和意向,选择了十二岁到十八岁的一批人送入陆军学堂学习,这些人将来是刘浩然控制军队的骨干。

    而受此影响,军中各将领们也要求将子弟送入陆军学堂学习,而且很多文官也是闻风而动,要求将家中的老二、老三安排进陆军学堂。他们的算盘都很精,现在这年头正是军兴,而且江南的实力摆在那里,铁了心的官员们留下长子读书继承家业就好了,其他儿子送去从军,虽然危险性很大,可是一旦立下军功,那么家族有文武功勋支撑,想不兴旺都不行。

    刘浩然顺势设立了江宁陆军童学,专门接受将领官员十二岁以上的儿子前来就读,然后直升陆军学堂。

    刘浩然又设置了江宁工匠学堂,专门学习冶炼、锻造、机造等技术,对于儒生文人的一些非议,刘浩然回答道:“行省大行教育,而读书出来能考入高等学府,并成才做官只有少数。(看章节请到)而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能让大部分学子白白浪费,必须给他们也谋个出路。

    儒生学子们也不好反驳,他们知道,就算是行省重开科举,那录取的人也太少了,要想让行省一边打仗,一边养着一大堆的读书人,这也不太现实。而且这些儒生学子在心里也认为,让大部分科举无望的学子去学习工匠这样“贱业”,正好与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划清了界限,突出了他们的重要性。不过刘浩然就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去鼓励学子们不要再往独木桥上挤,改为学习工匠技术。

    刘浩然接着开始整顿土地政策,经过战乱,有些地方的地主被席卷一空,有些地主却依然拥有大量的土地。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刘浩然没有打土豪分田地,而只是找了些曾经与蒙古人、色目人狼狈为奸、祸害乡里、民愤极大的地主豪强出来镇压了一番,把他们的良田家产没收,以平民愤,还有元廷赐给江南各地寺庙的大量田地,也被找了借口没收,只留下少量田地让寺庙维持生计。但是这些人数太少,获得的良田也足以分配,刘浩然就大力开耕荒地,丈量无主田地,把治下的大批流民和贫穷百姓安置下来。

    对于大部分依然保持现状的地主豪强,刘浩然从几方面入手,首先他确定了最高田租,保证佃农们的生计,而且刘浩然废除了按人丁收税,确定赋税按田地亩数收取,确保了国家能够最大限度从田产获利,所以江南行省虽然赋税定得低,但是收上来的总数却不低。

    刘浩然接着又颂布了《赎奴律》,宣布行省出钱从地主豪强手里赎买因为战乱而卖身沦为奴仆的百姓,价钱比市价高三成,不过是分五年付清。而自愿被官府赎买的百姓可以分得田地,用粮食支付一半的赎买费用后就可获得自由,与一般百姓无异。刘浩然明白,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解放一大批劳动力,让他们直接为自己的政权输送物产粮食。

    按照行省陆续颂布的律法,行省境内的矿产、茶叶、瓷器、丝绸、棉等物资暂时必须或有官府开办,或由官府监管,私人不得随意出售。当然了,行省不会让各商户地主吃亏,大家都需要获利。在官府的统一管理下,这些东西获得了垄断地位,避免了恶性竞争,外地商旅或者海商必须付出高价才能购买这些物产,而这些东西在北方、在海外可都是暴利,商旅们为了能拿到货,价高也只好认了。于是行省官府获得了大量赋税,商户、地主们也获得颇丰的盈利。

    江南行省在境内实行关税制度,也就是除了购买和出售,商贾不用交以前数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一下子降低了他们的成本,使得他们趋利而至,云集江南。而行省可以利用不同物产的关税不同,控制物产的流入和流出。例如最重要的粮食,“出口税”居然比瓷器、茶叶还要贵上好几倍,运出去几乎没有任何盈利,而“进口税”却极低,甚至还有补贴。只要能从日本、暹罗、越陈收集粮食运到江南,就能收获颇丰,然后再收购瓷器、丝绸回去,又是一笔利润。而在规划中做为刘浩然战略扶植的棉花出口税就定得很高,而成品棉布却定得极低,而且还有越来越低,有退税补贴的趋向,算上赋税,收购棉花还不如直接采购棉布。刘浩然相信,逐利而生的商人会算清楚这笔帐的。

    在刘浩然的指导下,江南行省的工匠,加上张士诚送过来的精英工匠,江宁、当涂两地的工场发展得越来越好,钢铁工场开始成型,大批机械被研制出来。尤其是刘浩然关注的纺织机,经过近两年的研发,终于获得了成功。在前宋和现在所用的几十锭水力大纺车的基础上,加上刘浩然对机械的指点,将纱锭由横向改为自立,并立了上百个纱锭,不但效率提高,纺出的棉纱质量又好。而跟进研制出来水力织布机更是把棉布织造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刘浩然将松江府确定为棉布织造的重点区域,这个出黄道婆的地区,不但出产大量的棉花,棉纺历史也悠久。行省将民间的织工集中起来,在河边择地修建了巨大的厂房,应用新技术新机器,开始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

    随后还有新开设的水力榨油场、水力丝绸纺织场、水力造纸场、水力印刷场等等相继在江南各地开设,看着这些工场源源不断输出的产品,然后换成滚滚的钱财,众多的地主富商把这些工场看成了聚宝盆。

    看到把大家的馋劲都勾引起来后,刘浩然宣布这些民用品工场官府准备全部放开,交由民间经营,只要遵守官府的关税制度和监管就好了。听到这个好消息,地主富商们蜂拥而至,纷纷要求分一杯羹。但是入股的条件却让他们有点踌躇,行省官府不要钱财,只接受田地折价入股。

    几经犹豫和争论,有些开明的地主富商咬着牙转让了很大一部分田地,入股这些工场,而更多的地主富商却在继续犹豫着,毕竟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土地是最重要的。过了几年,随着南北海路的开通,棉布、丝绸、纸张等物品需求大增,入股的地主富商数钱数得手软,而坚守土地的地主富商由于行省慢慢恢复了元气,加上各处荒地大量开耕和军屯,粮食、棉花等农作物连连丰收,粮价、棉花价格持续下降,他们的收入反而降低了。

    有了教训和例子,在行省新一轮增设工场的时机,大批地主富商纷纷转让良田,入股工场,就这样,在刘浩然挥动的经济大棒下,江南各地开始向资本社会的雏形转变,数量巨大的工场主、大商家涌现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群体,开始向传统的地主群体发起挑战。

    龙凤二年十月,刘浩然颂布《权利律法》,宣布所有为行省交纳赋税的人,包括普通百姓、地主、工场主、商人都是在为国家做奉献,他们用自己的赋税和义务支援着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大业,所以也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包括享有人身安全和财产的保护权、享有对官府支配赋税的知情权等等。在这部律法中,刘浩然首先明确提出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等概念,他指出,如今各地义军纷起,为得就是推翻元廷残暴的统治,如果行省不重视和保护民众的权利,那么与元廷旧有的体制又有什么区别。

    这一律法在大江南北掀起巨澜,有说好,有说不好,议论纷纷。而刘浩然利用一批御用文人,在新设的《江南邸报》上撰文,评论前唐宋和元廷的体制不同,指出唐宋朝时政治清明,权利制衡,百姓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而元廷完全以一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和思想统治天下,蒙古人以外,无不是其奴隶,谈什么自由和权利。

    在国家、民族大义上,坚持旧思想的儒生文人就不好正面反驳了,只好从君臣、父子伦理上进行辩论,这下又被御用文人抓住把柄了,他们撰文指出行省的《权利律法》不是要建立一个无君无父的体制,而是要恢复被元廷废弃的民重思想。他们高举圣人旗号,尤其是孟圣,开口闭口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江南行省的《权利律法》正是在执行和贯彻这一思想,而开口闭口君臣伦理,剥夺他人权利和自由的简直就是在为蒙古鞑虏摇旗呐喊,为他们招魂。

    这顶大帽子扣下去,把那些保守儒生文人打得晕头转向。现在愿意出山的儒生文人都清楚现在的元廷残暴无德,已经失去天下民心,在这种形势下被扣上元廷走狗的帽子,的确让他们觉得自己有点冤。

    做为幕后主使人的刘浩然却以这是学术争论,坚决不表态支持哪一方,其实在心里却暗自偷乐。现在正是风云激荡、改朝换代的年代,必须要抓住这一时机,在大家思想混乱的时候把有利于自己的思想广播开来,他不愿意走上历史上朱元璋的老路,蒙古鞑虏赶跑了,却继承了不少糟粕,结果搞得朱明王朝又被一帮奴隶主给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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