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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也有不同的档次，我父亲怎会同情那些自不量力的白痴？更何况帝国中央银行并无多少实际权力，只是皇帝陛下的‘钱袋子’，在亚珊圣城，真正肩负起央行职能的恰恰是我家的福格尔银行，我父亲身兼商业银行家与中央银行家双重角色，没有必要偏袒任何一方，换做他处在你的位置上，将会采用比你更冷酷无情的手段打击那些自不量力的挑衅者，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见得多了。”安东尼傲然回答。
听安东尼如此评价自己的父亲，罗兰对那位雄踞帝国银行业金字塔尖的超级金融大亨雅各布·福格尔先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感受到福格尔银行对帝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一家私人银行竟然能够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这乍听起来有点夸张，其实在瓦雷斯各国并不罕见，就连地球上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摩根财团鼎盛时期的掌舵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就曾以私人银行家的身份力挽狂澜，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美国银行业，而这本该是中央银行的责任。安东尼的父亲雅各布·福格尔在亚珊帝国金融界的地位堪比J·P·摩根之于华尔街，然而回想J·P·摩根一生的际遇以及摩根财团的浮沉史，罗兰不禁以恶意揣测雅各布·福格尔先生和他的金融帝国恐怕也难逃盛极而衰的命运。
“本来我还犹豫要不要在圣城多待几天，陪家人过完新年再回寇拉斯堡也不迟，是我父亲建议我早点回来，还说如果他比现在年轻十岁，定会亲自赶来寇拉斯堡考察，可惜他上了年纪，身体大不如前，受不了远东的严冬，只好派我这个做儿子的代表他坐镇寇拉斯堡，希望我能在远东开创一番事业。”
罗兰哑然失笑：“你这个福格尔家的公子哥，还真打算在远东创业？”
这话刺痛了安东尼的自尊心，跳起来大叫：“家族是家族，我是我！就算不打出福格尔家族这张金字招牌，我也能凭借自己非凡的才华和敏锐的嗅觉开创一番事业，迟早要让那些小看我的家伙大跌眼镜！”
“那就说说看，你打算从哪个行业着手发挥你那非凡的才华和敏锐的嗅觉？”罗兰双手交叉撑着下巴，隔着办公桌似笑非笑的审视安东尼·福格尔。
安东尼无视他的调侃，左手扶着椅背，右手叉腰，踌躇满志地畅想未来：“在本人的大力支持下，远东寇拉斯政府的国债发行工作圆满完成，财政困境有所缓解，央行在改善国内金融环境、建立金融秩序方面的工作也还算差强人意，这些都是有助于远东的工商业发展的积极因素，但是还缺少一个重要环节。”
“什么环节？”罗兰收起笑容，换上认真的态度。
“远东缺少职业经理人和专业的财税服务机构，工商企业要么还停留在作坊阶段，要么就是任人唯亲的家族模式，这两种经营模式都太落伍，生意做的越大就会遇到越多棘手问题，我打算在寇拉斯堡开办一家会计事务所，为客户提供财会和报税服务，想必大有前途。”安东尼自信地说。
“会计事务所啊，的确是个很有前途的行业，但是竞争也很激烈，你在寇拉斯堡没有根基，名声也不太好，想招揽生意恐怕不那么容易，先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参加社交活动，在商人圈子里混个脸熟。”
罗兰犹豫要不要推荐这货加入“觉醒者俱乐部”，那会使安东尼节省很多金钱和精力，但是又担心他通不过政治审查，毕竟这货曾担任帝国内阁委任的督税专员，有严重的历史污点，而且越看越像间谍。
“虽然我在远东曾经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但那都是过去式了，事实上人脉非但不是我的短板，还是我最具竞争力的核心资源，当寇拉斯堡的有识之士们了解到我与政府高层关系良好，就会欣然接受我的效劳，而我也将妥善利用这层关系为客户提供咨询和游说服务，赚取我应得的那份面包。”安东尼故作淡然的语调掩饰不住眼中的自得。
罗兰听得目瞪口呆，深感三观受到冲击。
“你所谓的‘核心资源’，‘与政府高层关系良好’，该不会是指我吧？”
“除了你还能是谁？”安东尼显得比他更惊讶，“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不是吗？”
“所以你就心安理得的利用我们的交情打探政策风向并且将这些情报卖给客户，或者替丑闻缠身的客户向我游说，指望网开一面？”
“这很合理啊！”安东尼一脸坦然，“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问题，当然，作为我最重要的生意伙伴，你将在我的事务所中占有三成……嗯，四成股分，我对朋友一向慷慨。”
罗兰抬手扶额，深感头痛。
安东尼还沉浸在自己的创业梦里，兴冲冲的问：“商业税还没有开征，我认为外包给靠得住又有实力的事务所是一个好主意，你觉得怎么样？”
罗兰叹了口气，耐着性子说：“我看过你前些日子化名发表的那篇关于现代包税制度演变的文章，你认为包税制度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蓬勃地生命力，但是不应该对农业税、人头税之类直接税采用包税制度，而应该将这种制度限定在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关税这一类的间接税上……”
“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直接税无法转嫁，只能由课税对象自身来承担，必然会对征税者产生不同程度的抗拒心理，甚至引发暴力冲突，事实上远东的抗税运动就是因此而起，我那篇文章也有总结教训的意思。”安东尼颇有感触的回答。
罗兰冷冷一笑，接着安东尼的话说下去：“所以你在文章中提出直接税只能由政府部门负责征收，不宜外包给私人机构，因为私人机构无法像政府的税务部门那样获得国家机构的威权加持，不具备采用暴利手段镇压逃税者的正当性，一旦与抗税者发生纠纷，难免陷入道德困境，为社会舆论所不容，只有国家机关才有合法的权力以暴力手段镇压逃税者，而不至于承受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