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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铮说《我不是潘金莲》是个坑，可一点儿都没说错，像这种反应现实，关注当今社会最为敏感事件的电影，在国外非常常见，但是在国内，绝对凤毛麟角。
故事中所描绘的那些情景，大多数人其实并不陌生，比如每年要开的会，无论是地方还是上头，都有很多人要忙一阵，交通、饮食、治安都会受到影响。
问题在于，再不正常的事情，发生的一多，人就习惯了，学会了熟视无睹。
甚至于，前世当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冯晓刚和电影的一众主创把现实问题都摆到眼前的时候，人们还会下意识的选择回避。
关注演员的扮相，讨论突发的对喷，声讨这个电影影响了别的电影档期，乃至“这题材听着就不痛快，不看”，千姿百态，丰富多彩。
因为这样的现实，《我不是潘金莲》才有更大的价值，不管人们喜不喜欢，痛不痛快，它把人们有意无意忽视的事实，以及想说，却又不好说，或者干脆不敢说的话，无法回避地推到眼前。
让所有人看见，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还有一些人在那样的活着，让人看见，并且记住真实的生活。
冯晓刚前世拍摄这部电影，可谓胆大包天，还从来没有哪个导演敢这么生猛的把现实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一股脑的全都揭露出来。
整个故事里触及到的现实题材包括房屋.限.购.政.策、二.胎..政策、上.访.截.访、官员推.诿责任、对群众问题的回避、非.法.人.身.拘.留。
特别是关于“上.访”这件事，就宋铮知道的，国内还从来没有哪个导演敢冒着风险拍这个敏感题材。
不为别的，就因为那强大无比，威力十足的神兽河蟹，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辛辛苦苦拍摄出来的作品，最终只能在制片公司的仓库里蒙灰。
“晓刚哥！你想可想好了！”
冯晓刚眼神颇为不屑：“咋了，铮子，你不敢！”
我艹，这低劣的激将法！
可宋铮依然果断中计，而且还是故意中计，关键还是因为，这么好的电影，不拍出来，实在是可惜了。
最近这几年，宋铮的确是很少拍摄这种关注现实问题的电影了，可是这并不代表，他满脑子都是钱，宋铮自问还是个非常有良心的中国电影人，心中的责任感，那可是一点儿都没见少。
当下中国电影行业的确越来越繁荣，但是却和现实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这个电影要拍，而且一定要拍好，不过其中的难度，不用说，宋铮和冯晓刚都一清二楚。
前世这部电影从立项伊始，可谓灾难重重，送审剧本，就有诸多难以为外人道的障碍。好在刘震芸和冯晓刚两人人脉广，自身也够坚持，加上出品方华谊兄弟两位老总的诸多努力，剧本折腾许久之后，还是开拍了。
拍摄过程中也足够低调，外界都知道这个片在拍摄，可放出来的消息极少，也几乎没让媒体去探班。
就是在这种藏着捂着的状态下，拍出来的故事居然和原著并无太大差异。可是等到影片一剪完毕，那些经历三审三校，变成合法出版物的文字变成影像，麻烦似乎才刚开始，又是连续审看，提意见，修改，补拍，剪辑，字幕，这个过程直到影片第一次确定档期，宣传启动，海报铺满了公交站台都没结束。
中间又经历了档期调整，西班牙获奖，引发外界对于内容的诸多揣测，直至公映，又经过一轮调整的新版本终于面世。
先不说电影的质量如何，对于顶着困难拍出这样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冯晓刚，宋铮表示由衷的敬佩。
“行！你牛逼，你要拍是吧？我陪着！”
冯晓刚闻言，顿时心中一喜，道：“说真的？不糊弄人！”
宋铮朝着地上吐了口唾沫：“一口唾沫一根钉！”
男子汉大丈夫，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哪有不算数的，也不需要文字性的东西来佐证，俩人说过了，也就定下来了。
冯晓刚笑了：“那成，这个手稿你先那个，也帮着老刘出出主意！”
宋铮倒也没有推辞，不过出主意什么的就算了，刘震芸已经为整个故事定下了核心，他还跟着掺和什么。
前世《我不是潘金莲》上映之后，围绕着这部电影曾有过很多争论，特别是，冯晓刚想要通过这部电影讲点儿什么。
有人说是揭露官场，有人说是关注弱势群体，其实在宋铮看来，这部电影讲的最为彻底的，就是一个信誉的问题，准确来说应该是，人们是如何失信的。
这个荒诞故事的起始，源于丈夫秦玉河对妻子李雪莲的失信，说好了假离婚，不管是为了分房子，还是为了生二胎，夫妻之间决定做一件事，相互的信任是基础。
但是，秦玉河骗了李雪莲，离婚之后另娶新欢，这种被欺骗的屈辱，是李雪莲决定告状，“无理取闹”，把从法律程序上毫无问题的事情翻过来。
事情升级的第一步，是李雪莲到县政府拦车告状，因为在法律上她的确无法翻身，法院所作所为并无差错。可被堵在门口的县长，什么也没问，直接骗了李雪莲，跑回县政府从后门溜走了，于是原本理直气壮的官方，有了第一次失信。
很快，第二次失信也跟着来了，说好的找人给解决问题，不但没人来解决，反而是来了一辆车，把李雪莲抓起来送进了学习班。正如后来的县长发脾气时所说，“宪法哪条规定说不许老百姓告状”，到这一步，李雪莲闹大的理由就更充分了。
第三步，李雪莲上燕京告状，不敢和赵大头说真话，骗他说来北京旅游，找机会拦了首长的车，告状是成功了，赵大头的饭碗肯定也砸了。
因为这次失信，李雪莲对赵大头有愧疚，但也有了戒备，所以后来她和赵大头几乎成好事，却在赵大头的私心面前，再次失去了信任。
第四步，是告状成功，首长发火，压力从上至下，市长县长法院院长都撤职换了一拨人。按说应该解决李雪莲的问题，但都看到了，人可以撤，假离婚这事没解决，等于官方再次失信。
最吊诡的是，李雪莲为什么告状，已经不再是焦点，焦点是不能让她再告状了，特别是不能再去燕京。即便是首长都已经拍了桌子，撤了官员，老百姓告状的权利似乎还是没回来。不解决，不声张，这是官场体制对上对下的失信。
第五步，就是谁也不信谁，事情成了死结。李雪莲说今年不告状了，官方不信，非要让她给个书面保证。官方说我们帮你解决问题，李雪莲不信，要解决就只能上燕京。
法院的贾聪明副庭长，不想着走正常法律途径，而是找赵大头骗李雪莲结婚，把假离婚这事给按下去。
赵大头虽然真爱李雪莲，但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败露之后，一点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李雪莲进了医院没钱缴费，说找亲戚借钱，救护车司机不信她，一路催促。
等县长等人找到李雪莲，第一件事是先赶走了救护车司机，医院没拿到钱，李雪莲也忘了这事。
只有秦玉河死了，这个意外是真的，谁都没法不信，于是告状没了理由，信不信，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事情稀里糊涂的解决。
但如果回头看，事情的起因，李雪莲应该是自作自受，因为这个失信的循环，起于她。
是她提出假离婚，试图欺骗法律和国家，把事情走到了死胡同里。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失信，是一个循环。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谁是完全干净的人，即便是最被同情的李雪莲也不是。一个无法区分好人坏人，让人说不清谁对谁错的故事，但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每个观众的影子。
所以，它更有现实价值，整个社会阶层中流行的虚伪，相互的欺骗，可做而不可说的“失信”，就是这个荒诞故事的内里成因。
这也是刘震芸编故事的一贯手法，往往先从家庭开始，原本应该最亲的人，相互欺骗失信，用一个谎言弥补另一个，谎越来越大，最后搞成了灾难。
《手机》是这样，《一句顶一万句》是这样，《我不是潘金莲》格局更大一些，从家庭外延到社会体制，还是在说这个问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如果家庭总是出这样的问题，那社会的病也应该不轻，更勿论矛盾最集中的官场。原本应该依法治国的社会，最后只能靠意外来解决问题，一切都成了笑话。
更为有趣的是，电影中还特地做了一个突出比喻。法院的老庭长夫妻二人携手走过了50年金婚，下属摆酒祝贺，问秘诀是什么？
老庭长答曰：“忍！”
老伴拍桌子怒曰：“不对，是一忍再忍。”
法律工作者都要靠着“忍”这个含糊的字眼，而不是靠“理解”，“讲理”这些更明确的字眼来解释50年的携手，宋铮觉得这就很有意思，也很符合中国人的现实状况。
如果李雪莲开始的时候忍一下，是不是就没后来这些事了呢？
谁TM能知道！
俩人定下来要拍的事，接下来就是怎么拍的问题了。
怎么拍？
宋铮首先想到的就是原版《我不是潘金莲》那独特的构图了。
前世，“圆形构图”可谓是《我不是潘金莲》在画面上的一个全新的尝试，据说这还是冯晓刚和摄影指导罗潘在一次争议后的产物。
整部电影当中，发生于小镇的故事，全部采用了圆形构图，离开小镇到外地，则采用了正方形构图，最后的结尾，告状的问题解决，所有人回到正常生活，画面恢复到正常的全画幅。
在电影上映之后，面对众多的疑问，冯晓刚给出的解释是，构图的变化是为了体现中国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说法，圆和方在故事中形成了最直接的画面暗示。
而在宋铮看来，这种画幅的变迁，还体现了李雪莲生活的逐步开阔，从开始陷在告状的问题中，到最后恢复正常，视觉上的束缚慢慢打开。
因为“方圆构图”的尝试，整个故事在画面上体现出强烈风格的同时，也对表达有了很大限制。
圆形构图时，摄影机多采用平静的旁观视角，以静止镜头和简单平移为主，多采用中远景，没有强烈的推拉变动，缺少近景特写，仿佛一部无法变化视角的舞台剧，情绪上很收敛。
再配上简单的字幕，低对比度的昏黄色调，以及冯晓刚安静悠然的旁白，完成了一副“尘世风情画”。
到了接下来的方形构图，远景更多，强调对称和端正，体现体制的秩序森严，同时反衬李雪莲个人在体制的渺小无力。
不过，方圆构图的画面有新鲜感，也好看，可同样因为画面的限制，以及故事中人物的庞杂，对演员的表演形成很大束缚，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缺少近景特写，使得表演中动作表演居多，细微表情的戏份少，因此演员的体态、步伐、姿势是每个人物用以表达情绪的主要手段。
不能不提的就是范兵兵的李雪莲，这部戏大概可以说是她从影以来奉献过的最为精彩的演出了。
起初告状，生活中是急匆匆的脚步，腰略弯，头向前伸，一副着急倾诉的姿态。直到从燕京归来，告倒了一批官员，她在对话中就挺直了腰杆，不卑不亢，而在感觉被赵大头欺骗，胜利无望之后，她又回到了浑身无力，步履拖沓的状态。
作为整个故事中唯一的女性角色，也是推动整个故事前行的动力，整部戏所有的戏剧冲突都在围绕着李雪莲一个人进行。
刘震芸在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也花费了不少心血，宋铮就觉得李雪莲这个人很有意思，她活在一个不为人理解，觉得她“无事生非”的孤独环境中，没有一个活人能和她坦诚沟通，有什么心里话，只能和牛栏里的牛对话。
想要将这种状态完美的呈现出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缺少足够鲜明的外在特征，沉默、回避、言不由衷，是这个角色的常态。
而在电影中，范兵兵低头，缩肩，咬牙，瘫坐，不同场景表现各异，人物的压抑和倔强表达到位。直到得知前夫死讯，告状无望，坐地嚎啕，完成情绪的爆发。
可以说，范兵兵能够在西班牙的电影节上拿到一个最佳女主角奖项，一部分是因为人物设定优势，另一部分也是她的确达到了人物的灵魂层面，塑造了一个无知而倔强的农妇。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范兵兵太漂亮了，出色的外在条件显然不是化妆能够完全掩盖住的，这导致她这个农妇的说服力不足，直到后半截妆容苍老才好了一些。
想到范兵兵，宋铮又忍不住去想这个女人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就因为听了他说的一个故事，范兵兵就兴冲冲跑去体验生活了，现在人跟哪，宋铮都不知道。
不过，这也算是好事，至少范兵兵现在已经开始真正的去正视自己演员这份职业了，以前的她不管做什么都像个投机的赌徒，现在就好多了，最起码开始尊重自己的职业。
拍完《万箭穿心》，再拍了这部《我不是潘金莲》之后，想来她就可以彻底摆脱花瓶这个称呼，真正跻身国内一线演员，而不是一线明星的行列了。
除了范兵兵这个唯一的女性角色之外，在原版电影众多的男性角色中，大鹏和于河伟的戏份最多，大鹏比较抢眼，因为他前倨后恭的对比过于明显，配合他越来越高的发际线，一个法官的无辜遭殃非常直白。
于河伟扮演的县长，将这个角色诠释的也非常到位，兵头将尾，千条线落一人的职位，每天被下面的麻烦，和上级的压力逼得近乎走投无路，对下属拍桌子骂街，对上级永远自我批评，于河伟圆满体现了那种夹板气的痛苦，每次他扶着额头哀叹，尚未开口，就能引起台下的哄笑。
相对来说，范厨师的果农，张毅的贾聪明，张嘉易的市长，还有黄建鑫的省长，以及高铭的首长，都有鲜明的人物特征，状态也很好，可惜戏份少，过于单薄，完成应有的功能就消失了，没有于和伟扮演的县长那种丰满细致的人物形象。
即便戏份不一，在这场一个女人和一群男人，一个平民与一群官员的对手戏中，所有出演者都贡献了最好的表演。
把这一出生活的荒诞悲喜，真实还原到所有人眼前。前世电影上映之后，宋铮前后看过十几遍，每次看的时候，仍能够和第一次一样，时而哄笑，时而叹息，因为他所了解的真实生活，就是如此，而且每天都在眼前上演。
像这样一部真实到了每一分每一秒都直击内心的好电影，宋铮有什么理由不心动呢？
“晓刚哥！跟着老刘说一声，剧本尽快出来，另外，这戏里那个县长的角色给我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