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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薇暴了粗口，庄伯宁却还是平心静气的。他对她说：“林小姐,我们也算是旧识,我比你大几岁,你听我一句话，这毕竟不是小事情，你先不必作决定，等想清楚了，随时可以联系我。”
林薇气还没消,正想说什么,却又被他打断：“我这里时间也很晚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吧，再见。”
说完那边就挂断了，庄伯宁好像料到她这时候情绪激动,一定说不出什么好话来。
林薇不得发泄，心情恶劣的离开公司，走之前既没有发道别的邮件，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的确，说什么好呢？时机这样混乱，辞职的原因又摆不上台面。而且，她在华善堂并没有几个亲近的朋友，事后再一一联系也不迟。想到这些，她再一次后悔，自己其实根本不用走着一趟的。
去罗马的航班当天夜里从纽约肯尼迪机场起飞。她跟许捷约好在机场碰面。她租了车子，下午三点钟在公寓楼下接她，出发去纽约。
如果说在得知华善堂的近况之后，她还曾有过犹豫的话，那么与庄伯宁的那通电话也已经耗尽了她最后一点回头的可能。在她的心里，陈效应该是了解她的，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人比他更知道她要什么。虽然分分合合别别扭扭，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算短了。这些年，她在物质上只跟他要过一样东西，就是和平花园的房子，也是开玩笑似的说出来的，前提还是他偶尔回上海的时候，可以去那里住住，吃她做的软饭。而他，事到如今，竟然连这一点尊重也不愿意给她。
她不禁觉得心冷，收拾最后一点行李，也极其心不在焉，有些东西明明拿在手里，还满屋子的找，脑子里乱哄哄的，好像想得很多。最后又什么结论都没有。
然而，就在那一片混乱背后，有一个细小却又清晰的念头蛰伏在意识深处，虽然她自己也知道，那只是一个不太可能的可能性，但却始终蠢蠢欲动，试图从一片迷雾中突围而出——
如果她不回办公室，就不会知道庄伯宁找她，也不会打这通电话，后来发生的事情就都没有了。陈效是最了解她的，他应该能猜到她的反应，目睹公司现状，她不可能潇洒的走掉，而会选择回去，站在他身边，哪怕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或许，只是或许，她忍不住这样想，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加一道双保险——他就是要将她推开，越推越远。
屋子里的音响开着，播着一首她不知道名字的流行歌曲，一个女声浅吟低唱，几乎听不清歌词。只除了一句：You said I’m nothing, whyyou care about me now.林薇不自觉地跟着轻声重复，又在心里说：陈效，你究竟要做什么？
她跟许捷计划要在意大利呆上半个月，其中有不少背包的路段，要求轻装上阵，所以她随身的行李也压缩到了底线，哪怕效率再低，也终有收拾完的时候。租的车子也刚好到了，停在公寓楼下等她下去。她没有理由不走，匆匆环顾了一下房间，把东西搬出去，再关门落锁。
比起她平时出行的排场，这一次的行李真的不算太多——一只背包，加一个拉杆箱。走廊铺了厚地毯，箱子走得不大顺滑。隔壁房间也有人走出来，那是个三十几岁的男子，这栋楼里的人似乎都习惯了深居简出，她搬进来大半年，只在电梯里打过几次照面，连名字也没记住，只知道他总是戴着一顶棒球帽，但每次见到倒也挺客气。
棒球帽跟她打了声招呼，又道：“要帮忙吗？”
“麻烦你。”林薇对他笑。
他便替她把箱子拎到电梯厅，一边走一边说：“前几天有几封信错投在我的信箱里，去敲你的门，没人应，我就从门缝塞进去了。信封上的地址写的不完全，没有房间号码，我看是从中国寄来，心想大多是你的，没搞错吧？”
她摇头，十分迷茫。中国寄来的信？她想起汤晓英，心莫名往下沉了一沉。她曾经拜托人家把胡凯的信转寄过来，大约就是那一封，原本她一直等着，但这些天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差一点就忘记了。
只是一封信，改变不了什么，她对自己说。
走吧，是时候放手了，她不停的在心里重复，
电梯的指示灯一格一格跳上来，很快到了这一层，“叮”的一声，金属门向一边移开。邻居提起她的箱子正要拎进轿箱，她一把夺下来，摆到一边，转身又返回去，只抛下一句：“对不起，有样东西忘记拿。”
跑到门口，她找出钥匙开了门，走的匆忙，房里比平时要乱一些，那封信放在哪里，她完全没有头绪，找了很久，才在门后面的角落里找到了。那是一只白色信封，上面印着华善堂的Logo，收件人和地址也是女人的笔迹，应该是汤晓瑛后来加的，拆开来，里面装着一只小一点信封，上面盖着青浦的邮戳，落款果然就是一个“胡”字。
林薇拆开来，信纸质量不好，薄到有些透明，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密密麻麻地写了整整三页。她有些意外，因为现在会写信的人大约真的是不多了，更何况还是这么长的一封信，但转念又觉得自己早就有了这样的预感——胡凯是真的有话要跟她说的，而且十分要紧。只是为什么是现在呢？几年前，她就去监狱探视，两次，他都没出来见她，现在又为什么突然开口？前不久，何齐刚刚去过上海，
她带着满腹疑问，站在原地一点点地看下去。胡凯的字如其人，算得端正，却又有些造作，几乎没有分段，遣词造句就像他从前讲话，一件事很自然地牵扯出另一件，十分健谈。读信如见其人，一时间，林薇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往昔——
“林薇你好，”胡凯这样开场，“谢谢你给我寄书和磁带，应该早一点跟你说，我的高口已经通过了。这些年，我把市面上能参加的考试都考了一遍，有的过了，有的没过。过了的也就是那么回事，不过也没有关系，就是个消遣罢了，没指望将来能派上什么用场。算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在这里八年六个月零两天，还剩下不到六年半。去年就说我表现好，可以减两年刑期。换了是别人大概都想早点出去，我反倒希望不能减，在这里把四十岁生日过了。你大概会问为什么，我不想把理由说的太高尚，什么忏悔、赎罪之类，我只是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这里，没办法适应外面的生活，而且，我觉得关我十五年不冤枉。”
读到这里，林薇不禁觉得奇怪，吃官司的人大多会觉得自己是被冤枉了，就算真的做错了事，也会有许多的不得已，更何况是胡凯这样的情况。那个时候，胡凯入狱的消息是陈效告诉她的，她一直以为胡凯之所以认罪，是赖至成的安排，威逼或者利诱，只为了让何齐摆脱麻烦。所以，在她的想象当中，胡凯应该怨气冲天才对，也正是因为怨，才两次拒绝见她，现在看起来，却是完全想错了。
“我记得那一年是二十七岁吧，”胡凯继续写下去，“已经升上了经理位子，十分得意，穿的戴的，什么都要最好，吃的玩的只求上档次，预支公司备用金七十万，三张信用卡欠二十五万，每月的薪水外加销售提成，也只够最低还款部分，一边还，一边消费，欠费的余额加起来总是在一百万上下，只会多出来，永远不会见少。但那个时候，真是一点都不着急，心里总是想，这点钱算什么，再过个一年半载，收入上一个台阶，随时都可以还清。活儿干的得心应手，也是真心喜欢，没什么枯燥的案头工作，只要成天到处social就行了。Social？很久没有这样夹着英文讲话，倒有点不习惯。那年三月五号，我记得很清楚，一是因为学雷锋，二是因为自以为交了好运，跟着老板去吃饭，认识了香港来的高层。你现在在华善堂任职，那个人相信你也认得，就是赖至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