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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为你做事呢？”有人如是问我。
我想，这是因为我从不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总是先做“义工的义工”，所以我的义工就很多了。
传统观念里，人有士、农、工、商等群类的区分，随着时代的变迁，近来“上班族”、“庞克族”、“原宿族”、“无壳蜗牛族”、“丁克族”等等名词纷纷出笼。自古以来，有一类族群贡献良多，却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义工”。“义工”以服务人群、造福祉会为目的，因此虽然没有领薪，但是所从事的工作却是无价的；虽然默默耕耘，但是所得到的喜悦却是无穷的。他们无所为而为，让人生起无限的敬意，所以我先做“义工的义工”，为他们服务。
过去，我每次要麻烦义工写标语、写传单时，总是事先将笔纸找妥，并且安置座位；如果请信徒来浇花植草，我也都把水桶、水管准备齐全，还要告诉来者水龙头、工具箱在哪里。到了用餐时间，我热心招待他们吃饭，不断地为他们准备茶水、点心；到了回家时，也不忘慰问辛苦，赞美他们的成绩，甚至一路送到门口，看着他们身影远去，我才放心。
四十多年前，我在宜兰开办慈爱幼稚园时，请杨锡铭先生担任美工，事先我就准备好彩笔、颜料，在他进行画图时，不时为他沏茶、煮面。他为幼儿们做义工，我就为他做义工，如同仆役般守候在旁，视其所需，随时为他服务。杨居士那时是一个军中的中级校官，不久之后自动皈依在三宝座下。
当时，另外一位朱家骏先生负责编辑《幼狮杂志》，版面设计新颖，标题引人入胜，突破陈年窠臼，在当年台湾的杂志界无出其右者。因为在此之前，他曾为我助编《觉世旬刊》和《今日佛教杂志》。记得每次他一来，糨糊剪刀、文具稿纸早已一应俱全，井井有条地搁在书桌旁边，甚至晚上睡觉，连枕头、被单也都是新洗新烫，干净整齐地叠在床铺上面。本来我是师父，但当他开始工作时，我好像侍者一样，侧立左右，听从吩咐。半夜时分，寒气逼人，我就泡热牛奶，准备点心，为他暖胃疗饥。他一面为我工作，一面编发《幼狮》，声名因此大噪。在他的引介之下，后来我得以和当时台湾文化界的名笔如郭嗣汾、林海音、何凡、痖弦、梅新、公孙嬿等人结识，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以他出众的才华，一定可以为教界贡献更多。
二十多年前佛光山刚成立时，邱创焕先生担任台湾党部社工会主任，拟请张培耕先生出任台湾佛教会秘书长，但因他是我推荐，受到守旧者排斥，后来不得已由我敦聘张培耕先生为佛光山主任秘书。记得，那时我经常如书僮一般任凭差遣，为他取笔拿纸，因而他一生都心甘情愿地跟随我办事。
三十多年前我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时，请李新桃小姐专职负责。每隔三五天我前往视察时，也总是帮她写信回函，整理庶务。后来她随我出家，法名慈庄，现在佛光山海外道场的开山建设，都有赖她的筹办规划。
其实，杂志的美工、编辑都是我的专长，写公文、定计划的秘书业务，我也不是不会，然而在当义工的“义工”的同时，灌输佛法的理念，等到一切都已经上了轨道，我不但可以分一些心力去别处弘法度众，无形中更为教界培养了许多人才。
在佛教里，鬼子母因为佛陀令僧众为她施食供养，所以后来成了佛教的护法灵只；关云长由于智者大师为他说法安心，是以发愿生生世世守护伽蓝。可见要做“义工的义工”，固然必须为他们服务，更重要的是设身处地，为对方切身的需要考虑周全。记得翁松山先生当年在宜兰时，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油漆工学徒，我见他极其聪明，所以请他雕刻佛像。我不但经常去他工作的场地，在旁建议指导，赠送各类相关艺术书籍，并且买机票邀他到欧洲考察，当他的旅游向导，观摩各国艺术技术，现在佛光山许多殿堂的**佛像都是他巧手慧心的杰作，他也因此成了声名远播的艺术家。
阿娇女士有心为佛教做事，碍于家庭经济不佳，必须在外兼职赚钱谋生，我知道了以后，为她设法安家。如今她不仅申请入道，做了佛光山的师姑，而且每天发心烹煮美食供养大众。
永均宁可辞去朝山会馆馆长之职为我驾车，经常不分昼夜，南来北往，穿梭在市街公路上。常常全车的人都已昏昏入睡，我恐怕他开车枯燥，撑着沉重的眼皮，找了许多话题和他闲聊。一回一答中，几年的岁月过去了，他载着我出外弘法，不知跑了几百万里的路程。因为他常听我的说话、看法多了，以他不到三十岁的年龄，已当上佛光山人事监院，而且胜任愉快。
我不但衡量各人的能力、背景，给予不同的工作，更不时嘘寒问暖，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是否胜任，考量他们的衣食是否充足，就如同军队中说，“带兵要带心”，所谓带心就是最好做他的义工。我认为，如果要感激别人为你工作，为你忙碌，并不是表面上寒暄虚应，物质往来，而是从内心付出真诚的体贴、关怀，为他解决问题，给予种种尊重、方便，彼此的善缘才能维持长久。
许多人说我聪明圆融，说我通晓人情世故，知道轻重缓急。其实我生来笨拙，一无是处，如果勉强找出自己有哪点长处，那就是我从小喜欢做“义工”了。回想童年时，父母几个儿女当中我最乐意料理家务；同龄的孩子里我最能与人为善。从工作中，我不但获得许多珍贵的友谊，更学到基本的做事程序。少年出家以后，我发心作务，香灯、司水、典座、行堂样样做过。在行堂时，我揣摩如何快速地为大众做最好的服务；司钟时，我设想如何敲出好听的钟声，让冥阳两界有情皆能得到法喜；典座时，我体会如何运用有限的配料煮出大家都喜爱的菜肴；编写刊物时，我费尽心思撰写有益人心的文章。十九岁那年就读于焦山佛学院时，我曾经建议学院展览佛教文物，从构思到宣传，我都一丝不苟地计划筹备。展出时，果然功不唐捐，吸引了百万人潮参观。展览完毕收拾善后时，回想整个过程，深深体悟到发心工作的最大报酬就是学习到智慧与灵巧，感受到当“义工”所得到的代价——结缘和欢喜，无与伦比。
刚到台湾时，我在中坜落脚。每天清晨微曦乍露，我就得起床拉着板车，走十五里的黄土路，到市场叫醒菜贩，备办八十人份的柴米油盐，再匆匆赶回寺。早餐以后，我快速将环境清理整洁，又到井边打六百桶水，供全寺住众使用。日间还要负责厕所的清扫工作，那时缺乏刷洗用具，所以常常都用双手将垢秽扒尽。寺里有人往生了，我帮忙装在木箱里，抬出去火葬。每逢秋收时期，我挑着担子、穿着木屐替常住到各处收租。那年我才二十三岁，每天劳役之繁重，可说义务发心，其乐无比。虽然有人嫉妒说闲话，但我一直十分感谢寺主的收留，给予我工作的机会，成就我担当的能力。所谓“义工”，看起来是为人，其实最得利益的还是自己。
佛陀座下有一位专司知宾的陀骠比丘，每天任劳任怨地工作，即使在深夜，有人前来敲门挂单，他也欢喜地提着灯笼，为其引导安单。数十年如一日，后来终于感得手指自然放光的福报，日后再也用不着打灯笼为人引路了。我自愧功德未臻圆满，四肢五根都不曾放光，然而在为人服务的同时，心灯通体明亮，法喜充满全身，自认是人生最大的福报。
古德有云：“欲为佛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又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在佛门里，讲究的不是世智辩聪，而是菩提道心。翻开佛教典籍，可以发现历代的祖师大德们都以苦行出身，在作务中开悟见性，例如，雪峰禅师在洞山座下担任饭头，庆诸禅师在伪山座下担任米头，道匡禅师在招庆座下担任桶头，灌溪禅师在末山座下担任园头，智通禅师在洞山座下担任直岁，晓聪禅师在云居座下担任灯头，稽山禅师在投子座下担任柴头，义怀禅师在翠峰座下担任净头。还有，石霜禅师的筛米，云岩禅师的制鞋，临济禅师的栽松，仰山禅师的牧牛，洞山禅师的种茶，云门禅师的担米，玄沙禅师的砍柴，赵州禅师的扫地，丹霞禅师的除草，懒融禅师的典座，印光大师的行堂等等，无非都说明了工作的意义在于扩大自我，服务人群，提升生命的价值。舍义工和劳动之外，还有什么最好？
我虽然没有历代高僧的深厚夙慧，但是在奉献工作中，我领悟到许多待人处事的方法原则，发愿将这些宝贵的经验传授给发心服务的人。所以过去我在佛学院担任院长时，总是在每次出坡前集合学生，为他们讲解这次劳动的意义以及工作的内容、做事的诀窍等，让他们在工作当中，体会到更多的佛法，达到解行并重的学习效果。后来，我在佛光山举办活动时，也都在事前、事后召开讲习会议，让参与的人不仅能怀抱法喜在佛门服务，成就他们广泛学习的机会，进而提升“义工”的层次。
这些善因善缘，使得许多信徒，甚至平常在家里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被人服侍得无微不至的董事长、阔夫人们，听到佛光山举办活动，便千里迢迢专程赶来当“义工”；甚至心甘情愿地自掏腰包，坐上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西来寺帮忙寺务；有的还穿着围裙，卷起袖子，在斋堂里行堂端茶，在厨房里洗碗拣菜。那种发心，那份认真，比起梁武帝以九五之尊三进同泰寺，舍身为奴；汉宣帝在未登基前，以太子之贵入寺作役，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工作无分贵贱，只要做者有心，一样能得到欢喜自在；事务无分难易，只要教者有意，自能集合群力，将微不足道的事情做得有声有色，将程序繁复的活动办得轰轰烈烈。
释迦牟尼佛色身虽已入灭，但法身常住灵山，以诸神通力化导众生，是娑婆世界里的“义工”；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是茫茫苦海中的“义工”；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是热恼炼狱里的“义工”；阿弥陀佛以七宝莲池、八功德水、道路平坦、树木罗列**极乐净土，可以说是净土世界的“环保义工”。由于诸佛菩萨常住世间，精进不懈地做诸佛事，黑暗的世界才见到光明。我们凡夫俗子福薄德浅，在承受庇荫之余，岂能苟且偷安，贪逸恶劳？所以我一直觉得，佛门“义工”除了替三宝服务以外，更应该效法诸佛菩萨度众不倦的精神，在世上为广大的有情布施欢喜，先做好义工的义工。
在这种理念下，我创立国际佛光会时，不断地呼吁各个协、分会的会长、会员们，应该积极举办各项有益社会人心的活动。在大家携手合作之下，四年来成绩斐然，获得社会大众的一致肯定。例如在学校附近护送学童过马路的“爱心妈妈”，不知获得多少父母的感激；在医院里帮忙排队挂号的义工，不知协助过多少老年病患；到偏远地区为人义诊的“友爱服务队”，不知解决多少贫苦人家无钱就医的问题；在万丈红尘中设立的“读书会”，不知带动多少家庭共创书香社会。其他诸如植树救水源活动、净化人心七诫运动、特殊学生游艺会、废纸回收保护环境活动、到监狱戒毒村帮助受刑人等，都是在各地会员义工的积极推动之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为民风日益恶化的社会注入一股清流。例如，今年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办一百万人的佛学会考，光是义工就有三万多人。
近年来，我常收到各地来鸿，有的感谢佛光会的善行义举，有的邀请佛光会共同协办公益活动。对于真正有益于大众的事情，不管大小巨细，我一直认为是“义”不容辞的“工”作，因此一概不加推辞。至于一些赞美过誉，则愧不敢当，因为我们不过是在做“穿针引线”的“义工”，将各种好因好缘结合在一起，为开创人间净土而尽一份力量罢了。
一些事业有成的信徒常对我说：等到将来退休以后，要来佛光山当义工，服务大众。其实做“义工”不必寄望于未来，此时此刻，就可以实践菩萨道的“义工”精神，以四摄六度利乐有情。有心服务大众，更不必等到退休，眼前就能自我期许，做个不“退”转菩萨、不“休”息菩萨。人身难得，胜缘难再，把握当下每一分每一秒，在世间广结善缘，人生岂不更有意义？
（一九九六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