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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官僚体系里的官员都可以大略的分成“做官的人”和“做事的人”两种。两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做官的人”做事是为了当更大的官。“做事的人”做官是为了做更多的事。
当然了，这个时候还不存在为人民服务这样的理想和情操。所以即使是“做事的人”做官和做事，也更多的是为了功成名就或者为家族谋利。
现任登莱巡抚孙国桢应该算是个做事的人。这从他的履历上就能看出来了。
万历四十一年，浙江慈溪人孙国桢考中进士。天启初年，担任山东临清道员，参与平定徐鸿孺乱有功。旋调福建巡海道参政，与福建巡抚南居益等，力主收复被荷兰侵占的澎湖列岛。
天启四年正月初二日，明朝水师誓师，攻打盘踞澎湖的荷兰海军。荷兰军队拼命抵抗，相持到五月份，孙国桢亲自率领数十艘战舰驰援，并调来火器部队，加强攻势。至八月，荷兰海军司令孙克率军向孙国桢投降，澎湖列岛回归中国。
天启七年，孙国桢因收复澎湖有功，升任登莱巡抚，任上积极支援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在辽东的军事行动，为东江明军取得“丁卯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后勤保障。
和袁崇焕那种只会在嘴上做功夫的文官大忽悠不同。孙国桢是整个大明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亲自指挥过海战，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实践过的文官大臣。1627年整整一年，作为登莱巡抚的孙国桢和东江镇方面的合作都比较默契。对党争相当不以为然的孙国桢在1627年的日子算是比较痛快的。
不过到了1628年，一直被孙国桢所不齿的大忽悠袁崇焕靠着自己的后台硬实凭着后面有人被崇祯皇帝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任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之后，他的痛快日子算是彻底的结束了。
因为孙国桢是靠着军功升职，在朝廷里没有势力的缘故，更因为他对东江镇毛文龙非常的赏识，使得他和把毛文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袁崇焕关系非常恶劣。
孙国桢这个人和大明朝的一般文官还有点不一样。大明朝的一般文官都敢于骂皇帝赚廷杖，但是面对他们自己在官场上的上司的时候，他们表现的比狗还三孙子（对不起二汪了）。孙国桢这个人的奇葩之处就在于，他对于皇帝的看法非常的客观。对于皇帝，他采取的是无所谓的态度，但是对于他自己的上司，他却是敢于直言抗上的。
因为这样的原因，就可以想到，那个袁崇焕大忽悠，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集中，连朝廷正式任命的重镇总兵都可以在没有任何依据和中央命令的情况下直接砍头，那么像孙国桢这样的刺头，就必然的要在袁崇焕那里吃钉子，穿小鞋了。
所以从袁崇焕重新上任以来，两者之间的冲突就越来越严重。虽然在登莱地面上孙国桢的下属们都不太敢和他对着干，但是热爱党争，对排斥异己变态热衷的东林党人（袁崇焕和袁崇焕的大后台他的老师孙承宗都是东林党人），却在他们得势的情况下大肆对孙国桢进行了打击和弹劾。
作为一个“做事的人”，别看孙国桢也是江南地区的出身，可是他对只知道党争什么正事儿也不干的东林党特别的厌恶。对于孙国桢来说，他认为国朝从万历晚年到现如今的国事越来越坏，主要的问题就出在党争上面，东林党人要负主要的责任。
虽然厌恶党争，但是孙国桢也知道，在如今的大明朝里，想要稳稳当当的当个官儿做点实事儿，背后没人，不投靠个什么势力那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所以面对如今的情况，孙国桢也知道自己在登莱巡抚的任上也干不了多长时间了，甚至于在自己在大明朝廷里的政治生涯离彻底的结束也不远了。
孙国桢有时候也在想，这个登莱巡抚的位置也真正是个倒霉的位置。从登莱首任巡抚陶朗先开始，袁可立、武之望、李嵩，自己的这些个前辈，几乎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不是直接丢了性命，就是南京养老、罢官回家的。甚至于从天启元年登莱巡抚的职位设置以来，算上自己这五任巡抚，都没有任职时间超过两年的。
这么一想，孙国桢又觉得自己干了不到两年就下台也是可以接受的事情了。
孙国桢不知道的是，历史上他之后的大明朝的九任登莱巡抚的命运和任期都没比他好到哪里去。和他是本家的孙元化更是直接在登莱巡抚的任上被叛兵给俘虏最后被朝廷砍头了。只有一个陈应元在登莱巡抚的任上坐了五年的时间，最后还被罢官了。
就像现代社会的地方官府会在京师设置办事处一样，孙国桢当官当到巡抚这个级别，在京师也有自己的耳目。他知道现在的吏部尚书王永光过去和阉党有点联系，所以正被东林党的人攻击。而且他也知道，目前的吏部里，说话好使的不是尚书王永光，反倒是作为东林党人的吏部左右侍郎说话好使。
更重要的是，孙国桢明白，皇帝都已经把蓟辽、登莱、天津的军务都交给袁崇焕一个人做主了，这么违背常识的事情都出现了，那么自己在皇帝那里肯定也是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了。
即使是再怎么注重“做事”的人，孙国桢也是官僚集团的一份子。在明确的知道自己的仕途即将终结的情况下，孙国桢对于工作的热情就开始急剧的下降了。
原本孙国桢对于地方军务是抓的很紧的。对于地方上的大事小情，人员变动，他是要事事关心事事过问的。不过现如今已经变得心灰意冷等着回家啃老米的孙国桢，则是个大撒把的状态。
威海卫的指挥使出现了人员变动；威海卫地区有人大肆招纳流民；登州港出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自行火轮船前来贸易，这样的事情孙国桢听到心腹报告之后，也采取了视而不见，大家随便的态度。
因为是海路直达，不像松江地区的棉布那样是走大运河经历无数的吃拿卡要和济宁到登州将近两千里的陆路才能到达登州，所以比松江布便宜一半左右的复兴党棉布在登莱地区开始大卖起来。
商业嗅觉灵敏的商人在经过计算，发现从“复兴商社”买布卖到山东各地，比卖大运河上的松江布还要便宜之后，采购量颇大的大客户开始出现。甚至于地处青州的衡王府主管商贸的业务的管事，也跑到登州来买布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