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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三斤当然不叫许三斤。许三斤原名许弘文,是夷陵州人士。
许弘文本是夷陵州的一个秀才。三十年前,他接受谭家的聘请,来到谭家当了个坐馆的先生,也就是现代人说的家庭教师。从此之后,他就在谭家冲安了家。
当时,掌控谭家大权的是还没死掉的,谭玉纯的父亲谭元章。
谭元章自己是秀才。所以,他对许弘文这样,年纪不大就成为生员的年轻秀才,是很看重的。谭元章当时,是一心希望自己家能够出几个读书人的。可是,不知道是不是祖宗的风水坏了,谭家的那些子弟,居然没有一个长了读书的脑袋的。他们读了好多年的书,可是一个个的,连个最基本的县试都无法通过。
当时,年轻气盛的许弘文觉得,自己应该要对得起谭元章的器重。所以,他对谭家的子弟,管教的相当的严格。可是,等到谭元章发现,自己的子侄们,都没有读书的天分之后。谭元章对待许弘文的热情,也就冷却了。
随着谭元章的老去和死掉,谭玉纯成了谭家的家主,谭氏家族的族长。他掌握了谭家大权之后,就开始报复曾经作为他的老师,在过去读书时,常常教训训斥他的许弘文。
许弘文是一个不事生产,手无缚鸡之力的外乡读书人。在谭家冲过了大半辈子的他,没有家族的势力作为依靠,和自己的母亲,在谭家大院里过了几十年。所以,面对谭玉纯的欺压,他除了忍气吞声之外,毫无办法。
本来,一直忍让退避的许弘文以为,自己的隐忍能够换来后半生平安的日子。可是,人心就是那么黑暗的。谭玉纯已经把许弘文打压的非常落魄了,许弘文在谭家大院里,已经沦落到和普通的仆役差不多的地位了。可是,谭玉纯觉得还不够痛快,觉得还不够。
最终,谭玉纯抓住了许弘文私自偷拿了谭家三斤白面,给自己老母亲过寿的把柄。通过他荆州府里的关系,革除了许弘文的功名,逼迫他签下了身契。从此之后,许弘文就成了谭家的奴工佃户,也从许弘文,变成了当地人口中的许三斤。
作为一个读过四书五经,能够通过初级科举考试的读书人。许三斤虽然已经年近五十,在谭家的欺压下过了一辈子。可是,他受封建文化教育带来的,政治上的灵敏嗅觉,还是存在的。就在谭家冲很多所谓的老成人,还在畏惧观望的时候。许三斤就敏感的意识到,自己翻身的机会已经来了。他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积极的,参加到工作组在谭家冲组织的各项活动中。
凭借着能够读书写字,在本村民众中有些名气。又因为经常和工作组在一起,在村民眼中,和工作组的先生们关系热络的资本。许三斤被谭家冲的村民,选为农会会长。
说起来,封建读书人在琢磨人心,揣摩人情上,确实是比工业时代的现代人的水平高。像王书辉这个现代人一样,他的这些弟子和手下们,在受了不到一年时间的工业化标准教育之后,在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也体现出一种机械性的僵硬来。
敏感的许三斤发现了这点。他很快就抓住了这一机遇,开始充当起本地村民和工作组之间沟通的桥梁。
王书辉在发给工作组的《工作手册》里明确的指出,要防范各种各样的投机分子,利用工作组是外乡人的情况,垄断工作组和当地民众的沟通,充当掮客的行为。
在有着这种清醒认识的前提下,谭家冲工作组在农会的组织上,也没有完全的放手。除了几个在本村村民中威望不小的老头子之外,几个坚决支持工作组,但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被选进民兵队的年轻人,也被选进农会领导层当中。
农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农会成员学习。
王书辉在农村工作会议上,曾经对三十多个工作组的成员们指出:“农会建立了,不是说工作组的工作就结束了。刚刚当选的农会领导者,和刚刚参加农会的成员们,不知道农会这个组织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农会是个什么机构。农会的领导者们,也不知道,在农会这个机构里要做什么事情。”
“如果不能把,农会是农民们自己的组织;是大家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自己管理自己;是农民们自己给自己做主的这样一个权力机构的概念,清楚明白的解释给大家听。那么,农会就没有了成立的意义。我们通过建立农会,在广大农村,对抗和消除官府的走狗,消灭地主老财的势力的目的,就无法达成。”
“所以,农会建立之后,工作组要对农会的领导者和农会成员中的积极分子,认真的宣传和解释,我们建立农会的目的和意义。要让三十多个作为我们事业的发展基地的乡村,成为我们建立公平和合理的新世界的起点。”
工作组的成员都是对整本《工作手册》耳熟能详的。
在为期三天的农会组织和学习会议上,韩国良和郭博奇,对整个谭家冲农会的七个通过推选产生的干部,和四十多户农会成员中的积极分子,就农会的建立的目的、意义,和农会在农村工作中的政权性质,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许三斤第一个意识到,农会,就是缩小版的县衙门。他认为,农会就是村子里的衙门,民兵队就是村衙门里的衙役。
许三斤的看法代表了大多数村民的看法。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倒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韩国良和郭博奇也明确的指出了,新的乡村政权和传统意义上的县衙门的根本不同。
第一,农会有领导权没指挥权。也就是说,农会干部,不能对村民指手画脚。它们只有和大家协商问题,号召和领导全体村民解决问题的权力。用直白的语言讲,就是说,农会干部行使权力要和大家商量着来。
第二,农会有司法审判的组织权,没有判决权。这是指在王书辉版的农会里,农会对乡村的司法工作,只有随机抽取村民组成审判会的权力。至于具体的判决,则是由工作组里的司法员,根据审判会的投票结果进行判决。
第三,本村的民兵组织,接受工作组和农会的双重领导。但是,民兵队队长和民兵队教导员,同时也是农会的干部成员。也就是说,农会会长等干部,与民兵队长和教导员,在农会中是处于平等地位的。而农会对民兵武装的的指挥,必须通过农会委员们的集体投票之后,才能实现。
三天的学习结束之后,大部分的农会成员已经意识到,过去是地主老财,土豪劣绅,那些田多、钱多、人手多的人,拿着村里的印把子。但是这个现实,在土豪劣绅、地主老财被打倒和消灭之后,已经一去不复回了。
通过学习的许三斤的想法,则更深了一步。他对于年轻的工作组成员们,心里并不是真心的佩服。倒是对这些年轻人嘴里的王师尊,他真心的感到佩服。
在许三斤的眼里,农会看起来好像权力挺大,地位挺高。可是,在农会里管事的人,既不能做错事儿,又不能不做事儿。因为,总也不做事儿,就不能体现出农会干部的地位。做错了事儿,就会危害到自己在村子里的威望。
许三斤觉得,自己这个农会会长,简直是被架在火堆上烤一样。许三斤对于设计出这样的制度。也就是说,组织村民选出农会,再通过掌握司法权和民兵队,让工作组躲在农会背后掌控整个村子,这样一套制度的王师尊,可谓是又敬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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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王书辉对于没有接受过先进的思想教育的普通人,是完全不信任的。
从本质上上说,他认同荀子对于人性本恶的判断。他认为,没有接受过系统化的,先进的思想教育的中国人,一但咸鱼翻身,掌握了权力。那么,各种卑劣丑恶的闹剧,就会轮番的上演。
王书辉的看法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在教育事业没有在全民范围内普及之前。处于农业社会的各个社会阶段,即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各个社会阶段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要依靠精英人物的领导。
也就是说,在前工业化的社会里,中国社会是一个在精英领导下的阶级社会。
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里,教育不能实现全面化,受教育的权力被少数人掌控。这就不可避免的,让社会处于一种或严重或缓和的阶级矛盾之中。
王书辉没有能力直接使明朝末年的中国,直接进入到工业社会的阶段。
在明朝末年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不能保证在他未来的政权机构里,都是受过先进思想教育的人掌握权力。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尽量的完善制度的方式,抑制各种丑恶人性的爆发。
在王书辉看来。农会组织是将基层权力真正的下放给大多数人的一个权宜之计。
在目前的农村工作中,“吸引和团结青年人,建立民兵组织”;“组建学校开展教育,培养受教育的年轻人”;“推广优质种子和科学种植,保证粮食丰收”,这三大工作,才是王书辉眼中最主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