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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人力车到了胜利大厦。陈主任在门口等候她。他陪她上楼。他已经在餐室里定好了座位。他帮忙她脱去大衣，让她坐下来。他坐在她的对面。他含笑地望着她，看得她有点不好意思。她便开口先说：
“飞机票弄好了吗？”
“弄好了，大后天走，”他换了一个比较紧张的表情回答。
“很好，那么再见了。明年还回来罢？”她笑着说。
她这笑容使他不知道她的真意是什么，但是这鼓舞着他。他做出恳切的表情，低声说：“树生。”他唤她的名字，这还是第一次，以前他都称她为“密司曾”。她听见这个称呼，吃了一惊，脸微微红一下。他接下去说：“我刚才得到可靠的消息，敌人已经打进了都匀，看这情形是挡不住的了，还有谣言说贵阳已经靠不住了。”
“不会这样快罢？”她摇摇头说，极力掩饰她心里的恐惧。
“快得很，简直叫你想不到！”他差一点要把舌头伸出来了。这时茶房端上汤来，他连忙把嘴闭上，低下头拿起汤匙喝了两口汤。“你打算怎么办？”
“我吗？我往哪里去呢？我还不是留在这个地方！”她故意笑着回答。
“那么日本人打来怎么办？”他又问。
“等他们打来再说。来得及就逃，来不及就躲到乡下去，”她故意装出不在乎的神情答道。她埋下头喝汤。
“这样不行，日本人来，会到乡下找花姑娘的。你还是早走的好，行里的事没有问题。我有办法给你弄张黑市飞机票，你大后天跟我走，”他做出严肃的表情说。
“大后天太快了，我来不及，”她说，抬起眼睛看他，又埋下头去。
“你还嫌快？日本人来得更快啊！”他着急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错过了就不容易找了。我说的全是真话，现在局势的确很严重，请你早点打定主意。”
她并不作声。她开始在思索。丈夫的没有血色的病脸，母亲的憎恨与妒忌的眼光，永远阴暗的房间。还有湘桂路上逃难的故事，敌人的暴行……这一切全挤到她的脑子里来。她的心乱得很，她无法打定主意。她不能再装假了。她放下汤匙，抬起头叹息地说：“我目前怎么走得了！”
“走不了？你记住这是逃难的时候啊。你家庭不是很简单吗？你还有什么丢不下的！”他说。他知道她有一个丈夫和丈夫的母亲，他也知道她丈夫多病，她又跟那个母亲合不来，他也知道她不大喜欢她这个家。他却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他也不知道她“丢不下的”还是那个多病的丈夫。
“太快了，让我多想想，”她摇头说，她不希望他再拿这样的话逼她。她不愿意马上就决定这个大问题。
“那么我明天早晨听回信，过了明天就难弄到飞机票了，”他说。
“等我想想看，”她沉吟地答道；但是接着她又摇一下头。“我看还是现在回答你罢：我不去了，”她含笑说。
“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你不能放过啊，”他略略变了脸色说。“你不应该为你家里的人牺牲，他们都不关心你，你何必管他们的事。”
汤盆早已收去，现在换上了炸鱼。她低着头，不做声。
“树生，你多想一想。你不能这样白白牺牲你自己啊。你还是跟我一块儿走罢，”他恳求道。
“但是他们怎么办？”她好象在对自己说话似地说。
“他们会照顾自己，你不走对他们也没有好处。你走了，还可以给他们留一笔不小的安家费。”
“可是他——”她原想说“他在生病”，但是刚说出“他”字，她忽然住了口。应该说是那张黄瘦的病脸堵住了她的嘴。她不愿意在这个年纪比她小两岁的男人面前提到她的丈夫。这太寒伧了。
“在这种时候，你还想到别人，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连忙接下去说。“可是心肠好，又有什么用？你只有白白牺牲你自己，太不值得！”
他这几句话她听起来不大入耳，她冷冷地说一句：“不走也不见得就会死罢。”
“树生，你不知道，战局多严重。我并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他着急地说。
“我并没有说你在开玩笑，”她说，微微一笑，接着又说：“不过这里有千千万万的人，你为什么就关心我一个？”
“因为我——”他答道，但是她害怕听他说出下面的话，她已经明白他的意思，她脸一红，连忙用别的话打岔了。
到最后喝咖啡的时候，他们忽然听见邻座一个人说：“我决定全家搬回乡下去。你呢？不可不早打主意啊。”
“我才逃到这里来，已经精疲力尽了，还有什么办法呢？”另一个声音回答。“我们这些‘脚底下人’【注释1】，要逃都没有去处。”
“你听他们的话！”陈主任低声提醒她说。“可见时局的确严重。你非跟我走不可！”
“要走也没有这样容易，我有许多未了的事啊，”她顺口答道，她有点害怕，她的心思更活动了。
“这个时候还管那些事情！你不必多讲了。你准备大后天走罢，”他激动地说。
“听你这口气，好象你要强迫我跟你走，”她微笑说，故意掩饰她的迟疑不决。
“当然，因为我关心你，”他用了颤抖的声音说。他伸过手来拿着她的一只手。
她埋下头不作声，慢慢地把手缩回，过了两分钟她忽然站起来，低声说：“我要回去了。”
“等两分钟，我送你回去，”他连忙说。她又默默地坐下来。
陈主任付了帐，陪着她走下楼。他们站在大厦门前。几辆汽车叫吼着一齐开到前面空地上来。人声嘈杂。盛装的淑女、贵妇和魁梧的外国军官从车中走出，鱼贯地往旁边跳舞厅走去。
“不象就要逃难的样子。我看那些话都是谣言，”她疑惑地说。
“谣言？你还不相信我的话？”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敢说不到一个星期，这班人都会溜光的！”在他的脑中这个城市的前途是一片漆黑，除了毁灭，他再也看不见什么。
“可是走不了的人也很多，能走的究竟是少数，”她感慨地说，她又觉得她的丈夫很可怜。
“不管怎样，有办法走的人总得走啊，”他说。
他们慢步穿过汽车中间的小块空地，慢步走出了巷子。
“现在回家未免太早。我们散散步好不好？”陈主任提议道。
“我想早点回去，”她低声回答。
“迟一点也没有关系，你迟半点钟回家，不会有什么不方便。我想你在家里一定很寂寞，”他说。
她觉得末一句话搔着了她的痒处。她想拒绝他的提议，她想分辩说她在家里并不寂寞，可是她的心反抗。她咬紧嘴唇，什么话也不说。她的脚却顺从地跟着他的脚步走去。
夜并不深，可是显得十分凄凉。街灯昏暗，店铺大半关了门。只有几家小食店还在营业，虽不冷静，却也没有往日那样热闹。寒风暗暗地吹着。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带着怕冷的样子匆匆地逃走了。
“你看，一切都变了，”他带着一点威胁的调子在她的耳边说。“过两天还要更荒凉！”
她不讲话，只顾埋头跟着他的脚步走。她的眼前还浮动着胜利大厦门前淑女贵妇们的面影。“她们都比我幸福，”她不平地想道。
他们走过她住的那条街口，她甚至忘记抬头看一眼她的家所在的那座楼房。他们走向江边。他们顺着那条通到江边去的马路走着。马路蜿蜒地向下弯。他们转下坡去。在中途，在可以望到对岸的地方站住了。他们靠着石栏杆，眺望对岸的星星似的灯火。江面昏黑，灯火高低明灭，象无数只眼睛在闪动，象许多星星在私语。
就在这一段马路上，离他们有二十步光景，有一对恋人似的青年男女，也靠着石栏杆。两个人咕噜地一直讲个不停。
“我在这个鬼地方住够了，也应该走了，”他自语似地说。
“住在这里，觉得这里不好。到了别处去，又不知道怎样，”过了半晌她也自语似地说。
“无论如何总比这个鬼地方好。兰州天气好，是出名的，”他接嘴说。
“我要是去兰州，我的工作不会成问题罢？”她忽然问道。
“不成问题。包在我身上！”他兴奋地说。“那么你决定了！”
“我还是决定不去，”过了一会儿她才回答一句。他不知道她是在说真话，还是开玩笑。
“我们明天再谈去兰州的事，今晚上不要再提这种事情，”他连忙岔开说。“你看夜多么静，我真想写首诗。”
最后一句话差一点惹她笑出声来，但是她竭力忍住了。她含笑问道：“陈主任还写诗吗？”
“我新诗旧诗都爱读，也偷偷写过几首，写得不好，怕你见笑，”他带点慌张、也带点得意地答道。
“没有想到陈主任还是位诗人，我倒想拜读陈主任的诗，”她说。
“你不要再叫陈主任，你就叫我的名字，叫我奉光罢，”他央求道。
“我们叫陈主任叫惯了，改不过口来。还是叫陈主任顺口些，”她带笑回答说。她有点兴奋。她起了一点幻想，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幻想。
“横顺以后要改口的，”他想出这句双关话，他自己也很得意，故意停了一刻，才补上一句：“在兰州我是经理了。”他笑了笑。
“我们将来逃到兰州来，没有办法，向陈经理要碗饭吃，你不要板起面孔拒绝啊，”她也故意笑着说。
“将来？你不是大后天就走吗？”他半开玩笑地说。
她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她觉得他的热气喷到她的脸颊上来了。她便把身子移开一点。“我还没有决定啊。”接着又加一句：“我不能够丢开他们一个人走。”
“你不能放弃这张飞机票啊。而且你不应该为别人牺牲你自己。而且你先走，他们可以随后跟来，而且……”他着急地说，他把一只手突然伸出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她想避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觉得自己脸红，心也跳得厉害。她没有功夫分析她这时的心理。她极力约束自己。她打断他的话：“你看对岸，看江面，看我们周围，多宁静，多和平。大家都很安静，我们何必自相惊扰。你有任务当然应该走。可是我赶去做什么呢？”
“因为——因为我爱你啊，”他鼓起勇气激动地在她的耳边说。
这句话对她并不全是意外，但是她仍然吃了一惊。她浑身发热。心跳得更急。她有一种形容不出的异样的感觉。她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才好。她把头埋得更低，眼睛望着黑暗的水面。
“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你还不跟我走么？”他还在她的耳边絮絮地说。
她看见丈夫的带哭的病脸，他母亲的带着憎恶的怒容，还有小宣的带着严肃表情（和他的小孩脸庞不相称）的苍白脸，她摇着头痛苦地说：“不！不！不！”他以为她在表示她不愿意跟他走，可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三个“不”字里含着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说‘不’呢？难道你不相信我？”他温柔地问道，一只手还放在她的腰间。他俯下头去，想看出她脸上的表情，可是他的头刚刚挨近她的脸，闻到一股甜甜的粉香，他就大胆地伸过嘴去亲了一下她的左边脸颊，同时放在她腰间的右手也搂得紧些了。
“不！不！”她吃惊地小声说，连忙挣脱他的手，向后退了两步，脸涨得通红。他也跟到她身边，还要对她讲话，刚说出一个“我”字，她忽然摇摇手说：
“我的心乱得很。你送我回去罢。”她又害羞，又兴奋，可是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
“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啊，”他低声催促道。
她不作声。她的脸仍然发热，左边脸颊特别烫，心不但跳得急，好象还在向左右摇来摆去。她没有一点主意，她的脑子也迟钝了。江面上横着一片白蒙蒙的雾，她也没有注意到雾是什么时候加浓的，现在却嗅到雾的气味了，那种窒息人的、烂人肺腑似的气味。夜在发白，雾弥漫到岸上来了。雾包围着她。她除了他外，看不见一个人。那一对青年男女已经被雾吞食了。她有点胆怯。她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轻轻说着：“我只会累你们。”她打了一个冷噤。她再说一句：“我们还是回去罢。”先前被引起来的那一点浪漫的情感已经消失了。
“时候还早呢！我们再找个地方坐坐好不好？”他说。
“我想早点回去，”她短短地说。“明早晨八点钟我在冠生园等你。”
“那么你明天一定要回答我啊，”他郑重地叮嘱道。他很高兴，他相信她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
“明天，好的，”她点头答道。她把左手插在他的右胳膊底下，挽着他的右膀，走下人行道，向浓雾掩罩的街心走去。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他忽然关心地问她：“你家里有什么事情吗？你今天好象不大高兴。”
“没有，”她摇摇头说，她仍旧挽住他的膀子在雾中走着。她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她有一点怕，又有一点烦，她只想抓住一件东西，所以她更挽紧他的膀子。
“这样离开你，我实在不放心，”他又说；“你在这里不会过得好。”
他的话使她想到别的事情。她觉得心酸，她又起了一种不平的感觉。这是突然袭来的，她无法抵抗。她想哭，却竭力忍住。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这一切象潮似地涌上她的心头。他说了真话：她怎么能说过得好呢？她才三十四岁，还有着旺盛的活力，她为什么不应该过得好？她有权利追求幸福。她应该反抗。她终于说出来了：“走了也好，这种局面横顺不能维持长久。”声音很低，她象是在对自己的心说话。
“那么就决定搭这班飞机罢。到了兰州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他惊喜地大声说。
“不！”她惊醒般地说。但是接着她又添上一句：“我明天回答你。”
“明天？这一晚上的时间多长啊，”他失望地叹息道。
“我得回去好好想一想，这回我要打定主意了，”她说，她并没有感到爱与被爱的幸福。她一直在歧途中徬徨，想决定一条路。可是她一直决定不了。
“那么你明天不会拒绝罢，”他结束地说，希望还不曾完全消失。“明天八点钟在冠生园，我等你答复。”
“明天我也许会决定走，”她说，“这里的雾我实在受不了，好象我的心都会给它烂掉似的。这两年我也受够了。”她心烦，她想反抗。可是她的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雾。她看不见任何的远景。
【注释1】“脚底下人”：当时重庆人常常称江浙等省的人为“脚底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