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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坖见讲官们都是一脸沉思的样子，对着讲官们行礼说道：“孤为东南百姓，请诸位师傅们助我。”
李春芳说道：“殿下，非是臣等不愿助殿下，实则是殿下就算是去了南京，恐也无所作为。”
朱载坖说道：“欲为陛下，震慑东南也！”
李春芳立马起身说道：“殿下慎言！”高拱赶紧起身在外面看了看，看只有陆绎在外警戒，才低声说道：“殿下，这等事，岂是能宣之于口的？一旦为外间所知，陛下、殿下都不胜其扰也。”
朱载坖说道：“这里都是自己人，孤也就不讳言了，国朝东南离心，越来越明显了，苏松的抗税，就是明证。”
说道此事，一众讲官们无奈，李春芳虽然出身南直隶，可是出身寒微，颇知小民的苦楚。自大明迁都以来，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
虽然苏松等地的官员每次都上疏称苏松赋税沉重，百姓无力负担，但是朱载坖很清楚，苏松赋税沉重的原因是官田众多，当初太祖为了打击东南的豪强势力，坚决打击东南地区的豪强异已分子，没收其土地后，即按私租额征收田赋。
按理说，官田赋本应是地租和赋税合为一体，可是并不都是这样。因为不少官田是从私人手里夺来的，所有权归了官府后，官府并不去直接经营，而是招人来承佃，而且常常不是由农民直接承佃，官府与农民间有个中间承佃人，比如宋代贾似道行公田法后，官赋有定额，不足时要由田主赔纳，这些田主很多人是原业主，不少人就是地主，他们自然要把土地转钿给农民，以收取租子，再从中拿出一部分去缴纳朝廷的赋税。
朱重八是从社会底层杀上来的皇帝，深知人性的黑暗，也深知土地兼并的可怕，朱元璋通过重赋来抑制土地兼并，这种做法对那里的豪富地主十分不利，一是那些承佃官田的豪强地主们，再也不易从租赋差额中得利了；二是豪富地主们兼并土地的活动受到了损害，因为东南地区尤其是苏、松两府，官田多，民田少，可兼并的民田太少，而官田兼并来了也无多少利益可得，苏松地区，民田价十倍宫田，就是明证。
但是朱重八显然低估了这些人的能量，他在世时，东南地区的豪富地主们，不论是遭受朱元璋打击的异已势力，还是当代新贵，都起而反对，从而引起了他们与官府的矛盾与冲突，他们的代表人物或向皇上、政府陈说赋重，或撰文着书，要求减赋、均赋，但是朱重八的刀子可不认这些。
等到他去世后，朱老四在的时候，一样对他们不客气，敢欠朱老四的税，你就先问问你想不想知道自己九族有多少人吧。但是此时他们已经有一些办法对付官府了，东南地区的豪富地主还用其他办法对抗政府的田陚政策， 纳赋少的“低薄之田”都被他们占有。用投献、飞洒、诡寄等办法隐瞒田产，逃避应纳的田赋，
等到大明迁都京师，对于东南的控制减弱，他们立即放飞自我了，开始公然抗税，宣德年间，苏州一府的“逋赋”即达790余万石，数量之大，简直令人咋舌。
豪强巨室占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又不以时纳的现象比比皆是，典型的例子就是徐阁老，徐家在苏松占据的大量的田产，但是你问问徐阁老给朝廷交了多少税呢。
难怪不得张居正当首辅时，下令逋赋五百两的，就大辟弃市，但是就是张居正这等猛人，一样拿东南的豪强地主没办法，以至于不得不吐槽道：“苏州以赖粮着名，其乡人最无赖，此地可称鬼国。”
为了保证朝廷的税收，张居正实行了一条鞭法，对于东南的地主来说，简直是喜大普奔的好消息。因为一条鞭法并没有减少东南地区的赋额，只是不分官、民田地，不论徭役、贡纳、田赋，均按亩征收罢了。所以，无论是“科则适均”、“牵耗均粮”，还是“一条鞭”法，都没有减少政府的田赋收入，只是把官田的一部分赋额嵶到民田之上，故自嘉靖以后，东南地区官田赋减少了，东南地区豪强地主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官田赋与民田赋划一征收以后，官田赋减少，租赋差额增大，豪强地主们承佃官田又有利可得了，但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佃种官田的农民的负担，农民缴给承佃官田的豪富地主的租子一粒也没有减少，一条鞭法实施，反而更有利于他们兼并土地了。
朝廷划一官、民田赋后，出现的官田之赋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赋反加矣的形势，使得一些拥有小块民田的自耕农农的田赋负担加重，如在昆山的一些地方，原只纳赋五升的田地，牵耗均粮后就要纳赋三斗三升五合。这就使农民的处境更坏，生活更痛苦，大量的自耕农因为无力承担赋税，只得将自己的土地卖给豪强地主，自身沦为佃农，一旦有灾荒，就得沦为流民。
而他们占据了大片土地后，会向朝廷纳税吗？扯淡！大规模的逋赋依旧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公然暴力抗税的局面，朝廷派出去的知府、巡抚，根本拿他们没有办法，甚至沆瀣一气，而大批东南出身的官员跻身内阁，执掌朝政，更是百般为自己家乡的地主们开脱，打着不与民争利的口号，暗中支持他们拖欠税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朝廷在京师，朝廷手中的武装力量都在九边，轻易动弹不得，这些豪强地主，吃准了朝廷鞭长莫及，根本把他们没办法所以他们才敢如此放肆的。
朱载坖想去南京，也就想见识见识这些豪强地主的骨头有多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