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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2月8日，林子轩回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
此时，浙奉战争早已结束，奉系军阀张座霖为了保存实力退出江苏和安徽等地，孙传方乘胜北进，直达山东边境。
这一战之后，孙传方统辖浙、闽、苏、皖、赣五省，成为直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首领。
这是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
为了笼络江浙等地的豪门望族，他高薪聘请江浙等地的名人作为顾问。
顾问是个虚职，平时不用做什么，一切待遇从优，每月还有500银元可拿。
林子轩作为上海的名人，同样收到了聘书，月薪800块银元。
这份薪资待遇和聘请西方人等同，因为此时的林子轩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望，可以和那些西方名人相提并论了。
这一次回来，没有人再质疑林子轩“享誉世界的小说家”这个头衔了。
不仅是因为林子轩在英国的演讲，和最新一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伯纳的会面，还有萧伯纳事后对林子轩的高度评价。
这个评价或许有着政治上的考量，但中国媒体认为这是林子轩获得了西方文学界的认可。
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头很能唬人，特别是来自对中国友好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
此外，林子轩的小说《蝇王》获得了美国和英国文学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杰出作品。
有了前期的铺垫，小说在美国颇为畅销。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已经销售了三万册。
这些消息通过电报传到国内，让国内媒体一片欢腾。
种种光环叠加起来。让林子轩的声望刷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中国媒体已经在讨论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了，纷纷猜测林子轩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乐观的人认为以林子轩这种创作速度十年之内就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悲观的人觉得林子轩还是太年轻。萧伯纳快到七十岁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不少西方大作家一生都和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
这个恐怕要靠运气，林子轩能在五十岁之前获奖就算是运气爆棚了。
还有不少技术型分析，从历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年纪和作品分析评委的喜好，从国际形势来判断中国作家得奖的几率。
当然，也有人泼冷水，认为目前讨论这些为时过早，毕竟林子轩连提名都没有。
国内媒体之所以这么狂热，说到底还是民族自尊心在起作用。
在亚洲。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中国人不大看得起印度，可印度的泰戈尔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能说明印度文化比中国强么？
如果让日本作家比中国作家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中国人就会更加失落了。
这次媒体借着林子轩的事情狂欢和发泄一下，能够想想也是好的。
自从清政府衰败以来，中国人经历了百年屈辱，从以前的天朝上国变成了倍受欺压的弱国，在心理上从自豪变成自卑。需要一些东西来提振民族的自豪感。
中国人在国际上取得荣誉就能提升这种自豪感。
这让林子轩颇为不习惯，感觉自己有点挟洋自重，只因为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就被国内媒体这么的吹捧，似乎不太正常。
如果是刚穿越那会。他会洋洋自得，但现在他只觉得心情沉重。
他刚下邮轮就被上海的记者包围，询问各种问题。包括新小说的内容，在英国的演讲。对萧伯纳的印象，和英国文豪交往的逸闻趣事等等。
还有记者问林子轩认为自己什么时候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对这些问题林子轩都做了简短的回答。至于诺贝尔文学奖他只能摇摇头，那个还太遥远。
这时候，有个记者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林先生，你对北平《晨报》报馆被烧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林子轩一愣，他不知道这件事，只能说了解之后再回答。
等他回到家中，才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件近期热议的话题，也看到了各家的评论和观点。
1925年11月29日，在北平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放火烧了《晨报》报馆。
这是一场发生在北平的“反奉倒段”的群众革命。
11月28日，北平各学校和工厂的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及其群众共5万多入齐集神武门前，举行国民大会。
他们高呼着“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祺睿卖国政府”等口号，包围了执政府，并占领了警察总局和邮电局等要害部门。
他们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夺取北洋政府的政权。
其中一路青年学生高呼口号，高举“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标语，乱箭般冲向宣武门大街的《晨报》报馆。
不知哪位青年喊一声“烧！”，火焰就在报馆升腾起来。
火光让人们更加暴力，他们开始捣毁报馆陈设，用拳头，用木棍，用石，用砖。
这便是民国著名的晨报馆被烧事件。
《晨报》之所以遭受这场火灾，有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
间接原因是《晨报》被视为研究系机关报，以力主实行宪政得名。
直接原因是和这段时间以来《晨报》组织和发起的“联俄仇俄”的大讨论有关，通过这次讨论，让民众对苏联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但在这场讨论中，联俄派没有占据上风，反而揭露出苏联存在的诸多问题。
于是就引起了激进青年和群众的不满，认为《晨报》刻意针对苏联，包藏祸心。
这本来是一场思想之争，却发展成了暴力事件。
先不说言论自由这种大道理，就好比在后世两人在网上骂战，一方不服气，直接跑到对方家里放了一把火，拆了房子。
这不是暴力犯罪是什么？
如果这都不加以制止，下一次这些人遇到意见不一致的人或许就会拿刀杀人了。
那将是一个怎样混乱的世界。
在各家报纸上，火烧晨报馆事件受到知识界和舆论界的普遍谴责，认为这是一次暴行。
1925年12月7日，《晨报》继续出版。
仍任副刊主笔的徐至摩在《灾后小言》中说：“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可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