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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迪门在大致了解了本地的农业开发状况之后，向张新提问道：“那么本地这些农民现在到底是在为你们工作，还是在为地主工作？”
张新解释道：“根据合作方式的不同，雇工与地主间的劳动关系也是有差别的。有一部分地主是将土地完全委托给我们来耕种，他们只从每年的收获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土地使用费，就相当于是跟我们合股经营，但基本无需承担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这种合作方式下，劳动力的费用消耗是由我们承担，自然就是在为我们工作。你昨天在南海酒楼见过的那个黄子杰，他名下的土地就是以这种方式交给我们在打理。而另一种合作方式就是我们提供技术支持，人力由地主自行提供，这些农民就相当于仍然是在为地主工作了。”
范迪门想了想又道：“那想必还是后一种合作方式对地主的收益会更为有利一点了。”
张新点点头道：“这是当然，但一方面从栽种到收获期间的风险需要地主自行承担，另一方面本地的劳动力价格实际是在逐年攀升，地主自行耕种土地的成本也会因此而提升。此外我们也会给予第一种合作方式的地主更多的优待，比如说择优安排其儿女到三亚留学深造，这种机会可并不是谁都能享受到的。”
范迪门想想昨日宴席上黄子杰那兴奋的神情，多少也能理解这种条件对地主们的吸引力。毕竟三亚是海汉人的大本营，未来极有可能成为海汉国的首都，能够进入京城的高等学府里深造，这对一心想要改变家族命运进入社会上层的乡下土财主们来说，绝对值得为此做出一些经济方面的牺牲。
以这个时代远东地区的社会结构而言，想要从山鸡变凤凰，要嘛寒窗苦读考科举入仕做官，要嘛就只有想法设法与社会上层人士联姻。虽然后一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技术上的难度要相对小一点，但放在海汉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首先海汉社会结构中的金字塔顶部其实就只有几百名海汉人，而其中有成家这种需求的可能也就一半不到，对象目标的数量十分有限。其次海汉人对于联姻这件事的挑剔程度也是尽人皆知，不但要求女方身家背景干净，长相如花似玉且身体健康，还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纯文盲基本没机会成为首长们的身边伴侣。
在种种条件下经过一番筛选下来，能有资格争取这个机会的人还真是不多，反倒是去海汉人办的学府中读书来得容易一点。毕竟海汉对文化人的刚需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有文化又忠于执委会，就能有很大的希望被吸纳到海汉衙门里做事。
过去替海汉人效力似乎还算不得什么光宗耀祖的好差事，不少忠于明廷的人暗地里还会将其斥作叛国忤逆之举，认为这是不忠不孝的表现。但随着海汉的日渐壮大，还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也在逐步减少，特别是海汉立国的风声出来之后，民间舆论的趋势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海汉衙门里的职位往往被斥为“鹰犬”、“走狗”之类的代称，但如今海汉要建国了，那哪怕是做个打杂的衙役，也能跟开国功臣沾上边，这意义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日后这海汉国中谁才是人上人，眼睛没瞎脑子没坏的人自然能分辨得清。
进入海汉学府深造——入仕做官——改变家族的社会地位，这样的路线对于家境小康却苦于没有上升通道的地主阶级来说，无疑是很现实的一条捷径。不过海汉高等学府的确不是人人都能去的地方，要嘛是过去有出众的成绩，比如本来就已经考了大明的功名在身，要嘛就只有设法得到地方上主管文教事业的官员推荐。海汉将这些上升通道与日常的合作态度相挂钩，换取地主阶级在土地政策上的配合。在现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这种摆在明处的交易条件实在让人难以拒绝。
虽然目前仍有一些地主在坚持自行雇佣农民耕种土地，但随着社会主要生产关系的逐渐变化，他们也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社会发展趋势相悖，如果不做出改变适应这样的社会变化，那迟早会成为被社会遗弃的对象。而能够抓住这个历史时机顺应潮流的人，则极有希望成为新兴政权建立之后的第一批得利者，并且以此为契机，成为海汉的拥趸和守护者。
范迪门对于海汉主导的农田种植能够收获多少水稻并不是很感兴趣，东印度公司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在巴达维亚组织这种大规模的粮食生产，他个人更感兴趣的是弄明白海汉在改变土地政策的过程中是如何消弥了地主阶级本应该会爆发的强硬反抗。
从张新的描述说明中，范迪门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部分原因，海汉人在政治手段的应用方面的确有其独到之处，能够让地主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利益交换而非对抗，时间一长这些人自然就会被同化到海汉的利益共同体之中去。
不过范迪门有所不知的是，原属于大明统治地区的地主阶级并不是没有发起过反抗，而是试图采用暴力手段反抗海汉统治的人全都在前几年里被抓的抓杀的杀，反抗态度最坚决的那帮人早就已经被海汉当做典型给处理掉了，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631年儋州刺杀案后被处理的相关人员，自那以后可就没人再敢把反抗的意图挂在嘴边了。
在用暴力手段消除死硬派之后，再利用利益条件来引诱剩下的人就范，这样的组合拳的确在琼北地区取得了极为不错的效果。虽说儋州乡下还是有不少思想僵化的顽固分子不愿遵从海汉的土地政策和农业开发计划，但也没什么人敢再跳出来公开反对了，只能老老实实被现实一点一点地磨平棱角。
对东印度公司来说，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借鉴意义，荷兰人在南洋开辟殖民地一向都是暴力为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杀一波再说，从来没考虑过要像海汉这样细火慢炖的方式来治理地方。当然了，这也是跟荷兰人所处环境有很大关系，他们与南洋土著在人种和文化上所存在的差异难以克服，如果不使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处理，那么在人口规模上不具备任何优势的外来族群将很难在这里立足。而海汉人与大明汉人同祖同宗，文化一脉相承，融合的难度就相对要小得多了。
范迪门之所以要研究这其中的来龙去脉，主要还是为了弄明白海汉人的行事习惯和考虑问题的方式。在他的前任科恩总督领导东印度公司期间，对海汉的政策显然存在着诸多的严重失误，前期对海汉缺乏足够重视，放过了将其消灭于萌芽阶段的机会；中期料敌不足，在冲突中数次败在海汉手下，导致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力量大受折损；后期应变乏术，在与海汉的谈判中没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东印度公司在东北亚地区的贸易运作。
范迪门上任之后面临着战后重建的诸多问题，但他还是特地抽出时间赴海南岛考察，为的便是尽可能多地掌握海汉的相关信息，以便在后续的交往中能对海汉的意图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范迪门现在也不求能逆转形势压过海汉一头，但至少能在双边谈判中不要显得太弱势，特别是未来南海贸易联盟这个商业组织中跨国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不至被海汉吃干抹净一点还手之力都使不出。
海汉在施政方面的老练表现的确是让范迪门有些惊讶，对海汉了解越多，他就越发感到这个群体的实力深不可测，除了极为高明的贸易手段和强大到几乎无敌的武装力量之外，没想到海汉人对于如何管理好一个国家也有着明确的规划。从目前走访的这几站来看，海汉在海南岛上的统治基础的确已经算是相当牢固，立国也说得上是水到渠成的举措。
在花了两天时间对儋州城周边的诸多乡镇进行了巡视之后，考察活动才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对本地颇具特色的书院进行访问。儋州一向文风兴盛，是海南岛上书院最为集中的地区，也算得上是三亚开埠之前的文化中心。诸多的书院为儋州培养了大量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而这其中有不少人都在近几年里投效了海汉，因此执委会也一向对儋州的文教事业十分重视。这次主管海汉文教事业的执委宁崎巡视儋州，就专门安排了两天时间，用以巡视本地的书院。
宁崎走访第一家书院是儋州本地赫赫有名的白鹿书院，这间兴建于北宋年间的古老书院，仅在大明统治的两百多年间就已经出了六七十位举人，这几乎是在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中都会有人中举的频率了。这样傲人的成就也让白鹿书院成为了整个琼州岛上首屈一指的教育机构，甚至还有不少学子从大陆跨海来这里求学。
海汉最初入主儋州的时候，这间书院还是比较矜持的，并不愿意放下身段与海汉在文教方面进行合作。不过在后来黄子星担任山长的忠明书院被海汉以平叛剿匪之名连根拔除之后，白鹿书院也跟本地其他诸多书院一样选择了转变态度，部分接受海汉在文教方面的安排。
海汉对书院教学的安排主要还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要求在文化课之余加入对海汉各种大政方针的学习。这种要求可不单单是部署学生自行研习的课外作业那么简单，而是要在书院中开设专门的课程，由海汉从三亚派遣专门的教师过来授课。
海汉安排的这种课程有许多结合实际，针对年轻人制定的宣传内容，趣味性远远超过摇头换脑背诵四书五经，开课之后便迅速俘获了年轻学子的注意力。而这个编写课程的工作，便是由宁崎负责统筹并指挥完成的，他在穿越之前就是大学教师，对于年轻人的想法还是比较了解的。虽然这个时代的环境大不相同，但有些东西却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知识分子对参政议政的兴趣。
这些进入书院学习的读书人，其目的可不仅仅只是为了能识文断字而已，最终还是想要在科举中考取一个功名，然后以此为跳板进入官场。要达成这个终极目的，除了文学上的造诣之外，还有不可或缺的一项素质就是政治方面的觉悟。而海汉这边所制定的授课内容，就是分析大明这两百多年统治期里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施政纲领和措施，比如颁布《大明律》、实施海禁、分封藩王等等。
这些事原本是没人敢拿出来随意讨论的，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扣上“妄议朝政”的罪名，但海汉安排的课程中却是将这些政策当做案例来对其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详述其中的利弊得失。而这对于有心从政又严重缺乏官场经验的读书人来说，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课程，从这门课程中他们可以了解大明朝廷制定政策法令的过程，以及站在海汉角度所作出的种种解析评论。
别人不敢议论的事，海汉就没这种顾忌，而且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剖析问题的深度都远远超出了这个时代普通民众的见识，书院的学子们由此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种有针对性的宣传不仅会让他们意识到大明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和弊端，同时也能了解到海汉是如何通过施政措施来避免重蹈覆辙，并且采用了诸多比大明更为高明的手段来达成安内攘外的政治局面。虽然这种课程的政治宣传意味浓厚，但对学子们来说却是充满了新鲜感，往往听过一次课程之后就很难摆脱其吸引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