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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杯酒落肚后，一个记者看来与苟富贵挺熟悉，他开玩笑说：“富贵乡长，你讲话时把‘英晓洁’说成‘硬小姐’了，我听着只想乐。”
苟富贵说：“我那是普通话六声啊。”
记者问：“普通话有一、二、三、四声，加上轻声不就是五个声吗，怎么冒出个六声来？”
苟富贵得意地说：“我那普通话很不标准，我给他叫芦花河普通话，可能我这个普通话就不在人家规定的那五个声调里，所以就叫六声。”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季兰河说：“原本‘小姐’是一个很高贵的称呼，只有大家闺秀才能成为小姐，可现在倒好，你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如果称呼她‘小姐’，她一准会跟你急。现在‘小姐’这个名词好像成了饭店和娱乐场所服务人员的专用名词了。”
这时正在倒茶的小姐故意娇嗔地说：“我们现在叫服务员，不叫小姐。”
苟富贵哈哈大笑着说：“对对对，你是服务员，不是小姐。”他故意把“服务”两个字加重了语气，脸上还带着坏笑，那几名记者都心领神会，跟着哈哈大笑。
一个记者卖弄地说：“其实，‘小姐’这个词在宋代原本就是ji女的专称。大概到了明清时期人们才对那些大户人家的未出嫁的姑娘尊称为小姐，现在吗，又成了专用名词了……”
那个记者正在滔滔不绝地讲着，季兰河的手机响了。他一看是芦花乡中学的电话，便把手机递给盖耀林。盖耀林接过手机，李蓉蓉告诉他，捐款总数是753元6角，包括那200元。盖耀林明白那是指学校给苟富贵和季兰河垫上的200元钱，扣除那200元，实际捐款数是553元6角。挂了手机，他便对大家说一共捐了553元6角。苟富贵听了，略一沉吟后说：“这个数额太小，上电视、报纸时就说988元吧，988，就发发，图个吉利吗。”记者们说可以、可以。
又喝了一会儿酒，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苟富贵对服务员说：“你再去叫几个小姐来，我为记者先生们献上一首歌，请记者先生们跳个舞。”不一会儿，进来高高矮矮五个小姐。苟富贵点了一首《杜十娘》。苟富贵捏紧嗓子学着女人的腔调唱着：
手扶着窗栏四处望
怎不见我的郎
郎君啊
你是不是饿得慌
如果你饿得慌
对我十娘讲
十娘我给你做面汤
郎君啊
你是不是冻得慌
你要是冻得慌
十娘我给你做衣裳
郎君啊
你是不是闷得慌
你要是闷得慌
十娘我为你解忧伤
郎君啊
你是不是想爹娘
你要是想爹娘
十娘我跟你回家乡
郎君啊
你是不是困得慌
你要是困得慌
十娘我扶你上竹床
这么庸俗的歌词再加上苟富贵那么庸俗的表演，冯春波从心里感到厌烦，看着苟富贵在那儿扭捏作态，他忽然想起前些天和村支书在一起闲聊时，听支书说苟富贵最爱模仿女人唱歌，在乡机关里人们都偷偷地称他“狗小妹”。可那些号称文化人的记者们却一个个抱着小姐一边跳舞，一边高声叫好。
苟富贵唱完后，一名记者说也献上一首歌，请苟富贵乡长、季兰河、盖校长、马校长、英文书跳舞。
这时，一位服务小姐过来给大家倒茶，冯春波偷偷地问：“你们伴舞也收费吗？”小姐吃吃地笑了：“领导，你们有工资养着，有公款吃着，有小妞玩着，我们为你们服务，总得收点辛苦费吧。不过不多，每个小姐20元。”冯春波吓得头都大了，此后大家说了些什么，他都不知道了。
酒足饭饱、唱跳尽兴之后，小姐领着盖耀林到吧台上结账。
回到自己学校的面包车上，冯春波问：“盖校长，今天花费不少吧？”
盖耀林满不在乎地说：“嗯，一千四百多块。”
冯春波本不想说，可他还是没有压住心里的火：“捐款总共才捐了五百多，一顿饭吃掉一千四，那还不如不搞捐款呢。直接把这些钱拿出来帮助那些贫困的学生多好啊！”
盖耀林说：“你还年轻，不懂啊！”他并没有说冯春波不懂什么，但是，大家却都明白他要说的话是什么。
冯春波觉得自己说的并不多，可问题是说了有用吗？一点用处也没有，大家心里可能还在笑话自己幼稚呢。想到这儿，冯春波便低下了头，一直到回到学校，他没有再说一句话。可盖耀林、马海涛他们却是一路上高谈阔论，开始是比较富豪酒店和黄玫瑰酒店的菜哪家的好，然后便说起了那些小姐。一说起小姐来，一个个眉飞色舞，异常的兴奋。
王军海见冯春波情绪低落，便用胳膊肘碰了碰他：“春波，咋不说话？”
冯春波看了看王军海，只说了三个字：“我很累！”然后就又把头低下去。他的脑子里乱得很，今天这件事给他的触动很大，他为那些捐款的老师和同学们委屈，大家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捐出自己的零花钱，可一顿饭竟然吃掉了捐款的两三倍。他更为英晓洁和其他的贫困学生难过，一千四百多元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恐怕像英晓洁这样的学生，三年初中下来都不一定能花得了这么多钱。他真的很心疼那一千四百多块钱。他的心里忽然又算起了账。古人说“富人一席宴，穷人半年粮”。可现在呢？一斤小麦只有六角多钱，一千四百元，能买两千多斤小麦，足够一个三口之家吃一年的了。越算他的心里越感到愤懑和压抑，他下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拿到话语权，到那个时候，他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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