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者之章(二)

三天两觉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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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获得眼前这个职位的方式并不正当,甚至可以说是卑鄙的、令人不齿的。

    但我……并没有因此感到惭愧。

    首先,被我利用的那位领导,本就不值得同情,也不应得到同情。

    其次,这种靠着裙带关系就能安排上的职位,也并不值得炫耀。

    再退一步讲,对一个从上到下都充斥着潜规则和腐败的单位,我实在是无法投入什么忠诚、产生什么荣誉感。

    可能人在社会上混久了就会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在自我说服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无耻了,然后又努力说服自己,这种“无耻”是“成熟”的表现。

    那些无能之辈,往往会在这条“成熟”的道路上渐渐放弃思考和自省,变成既可笑又可悲的两面派;他们白天在人前点头哈腰累得跟孙子一样,晚上就到网上通过打压和装逼来寻求廉价的优越感并宣泄情绪。如果你在网络上因某些观点和人争论时,遇到那种张口就爱问“你几岁了?”的,那大体就是遇到这种人了……不用怀疑,屏幕后那个家伙多半没什么本事,而且年纪也不小了。

    我不想变成那种人,所以,我在自我说服时也会自我拷问。

    我也曾问过自己:“把错的手段用在对的地方,就能被原谅了吗?甚至可以说是在做好事了吗?”

    可惜我没能想出答案来,只能自谏——因人而异、因时制宜、因事而别、问心无愧。

    当然了,这次的事情,并不能说是在做什么好事,毕竟我的动机中包含着利己的成分:从结果来看,我得到了更好的报酬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无论内部人士对我如何看待,至少在大部分不知情的外人眼里,“调查记者”还是比“派信小弟”要体面得多。

    人活在这世上,不管别人在背后如何恶意地揣测你、诋毁你,但只要你能让他们在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的,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当你想透彻了就会发现,想让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尊重你或了解你那是不可能的,在你死的那天都不可能;在这个时代,就算是帝王、伟人、圣人……在死后也一样会被人们拿出来随意地编排和诽谤,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凡人。

    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从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认同”,而是一些“标签”。

    “记者”、“医生”、“导师”、“专家”、“领导”、“才俊”、“富豪”、“老板”、“著名艺人”、“成功人士”……把这些能让陌生人高看你一眼的、至少在你的面前得虚与委蛇的标签,尽可能多地贴在身上,并享受既得利益,才是我们的追求、才是我们从小就一直被灌输的理念。

    不管我们念的教材是何等的假大空,现实环境终究会将我们指向这条路。

    这些我明白,我都明白。

    但我厉小帆,还是有一个梦想——一个不那么现实和利己的梦想。

    我要成为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一副喉舌……向世间的人展示那些他们看不到、也听不到,却应该去看一看、听一听的东西。

    我要让那些放弃思考和自省的人重拾反思的习惯和质疑的勇气。

    我会不择手段地实现这个理想,贯彻我的正义,即使……那是一种卑鄙的正义。

    …………

    9月9日,距离我当上调查记者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

    我已差不多熟悉了这里的工作环境,也和同事们成了点头之交。

    但其实,我这工作也并不需要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搞好关系,我只要拍好主编的马屁就行;其他人管不了我、我也管不了他们。

    我负责的主要是纸媒和网络新闻,所以我不是那种需要在镜头前直接采访别人的记者,不用给我配摄影师什么的;我要做的只是去调查、取证,然后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变成文字报导,交到我的上司……也就是主编的办公桌上,只要他点头说着可以刊登,那我就算没白忙活。

    我的主编姓罗,今年五十多了,学历不低,年轻时还到纽约先驱报去实习过,但因为能力不行,品行也不太好,实习期还没过就被赶走了。

    这事儿……整个单位里,除了他本人以外,只有我知道。

    因为我调查过他。

    很多人觉得要调查一个人很难,不是警察就很难做到,但实际上,只要你懂得一些技巧,并且敢于在法律的边界游走,很多情报都是唾手可得的。

    罗主编能在我们这个单位混到如今这个位置,一方面是靠他深厚的溜须拍马、弄虚作假能力,另一方面就是靠着当初那“曾在纽约先驱报工作过”的履历。

    虽然99%上班族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看不惯自己的领导,或是鄙视领导的办事能力、或是质疑领导的履历,但真正会采取行动去证实自己看法的人恐怕还不到1%。

    我就是那1%。

    在我确定要调任到这个部门时,我就对罗主编……这个将来会当我顶头上司的男人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首先,是看书面材料。

    罗主编的档案,人事部自然有,虽然我不是人事部的,但我一样能看到,因为我那会儿还是“派信小弟”;公司所有进过mailroom的文件都会在我们这儿的电脑里留下备份,“先备份后打印”是基本章程,这是为了防止文件在递送过程中弄丢或者损毁。

    尽管这些资料无法被带出公司(防盗措施很完备),但像人事档案这种总共也没多少字的东西,我在看的时候直接背下来就行了……别忘了,我可是中文系的。

    接着,就是去查探这个人的“风评”。

    这个更简单,每隔一两天,就拿上几杯网红店的奶茶,在下午的空闲时间到罗主编工作的那一层去,找个借口在前台那儿站一会儿,和前台聊聊天,顺便再跟那些正在和前台聊天的OL一块儿聊聊,基本就能探出个大概了。

    不过这事儿不能做得太频繁,必须懂得分寸、点到即止;你要是连续一个礼拜天天都去,那个前台就会误会你对她有意思,然后你就必须约她出去,否则她就会发现你其实对她没意思……那时候,她就会有点不爽,就算她本来也不喜欢你,打算拒绝你或者把你当备胎,但你如果先她一步停止了某种她认为已经存在的暧昧关系,她就会恨上你,紧接着就会开始在背后说你坏话。

    人性就是这么麻烦,懂得揣摩这些的我也觉得这些很麻烦,如果我是个女人、并且生在古代,也许有机会把这些知识用在宫斗活动之中,可惜我不是。

    言归正传,在对罗主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后,我对他那份履历的质疑变得十分强烈,为了验证这点……我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办了旅游签证,去了趟纽约。

    出发前,我已通过邮件联系到了一位从纽约先驱报退休的老记者,约好了和他一起喝杯咖啡。

    我自然不可能在网上直接问他关于罗主编的事情,倒也不是怕留下什么聊天记录,而是你直接问他这种问题他未必会理你。

    我与那位老记者接触时是想好了全套说辞的,他以前曾写过一篇挺出名的关于环境治理问题的报导,还差点儿拿了普利策奖,我就以此为突破口,宣称自己在学校时就是因为读了他这篇报导,才立志成为调查记者的,如今终于得偿所愿,因此想跟他见一面,聊上几句,并请他这位“人生导师”给我传授点经验。

    不出我所料,这老头儿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

    “超过平均水平的高傲”、“不同程度的自以为是”、和“渴望被人重视”,可说是律师和记者行业的通病。

    想象一下,一个“差一点儿拿到普利策奖”的老头儿,如今退休在家;他还没有老到必须进疗养院的地步,经济上也没什么困难;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从早忙到晚,过去的人际关系也渐渐疏远和减少;年轻时因为醉心工作,妻子早已离开了他,子女们一年里也只跟他见几面……

    这样的一名老人,需要的是什么呢?金钱?社会地位?这些他不缺、或者说对现在的他来说已经不太重要了。

    他最渴望的东西无非是别人的陪伴,这个“别人”,如果是他的亲人那最好,是朋友也行,实在没有……一个怀着善意或敬意的陌生人,也很好了。

    那天我一下飞机就联系了他,四十分钟后我们便在咖啡馆里碰头了。

    老头儿一看我手上还拿着行李(我的行李不多,只带了一个小号的旅行箱)就来了,可感动坏了,他热情而有力地跟我握手,仿佛我是他远隔重洋却素未谋面的知己。

    之后的一个多小时,我和他聊得很愉快,毕竟我来之前做了不少功课,读了不少他以前写的报导;“背东西”算是我的看家本领了,要不然我这学渣怕是根本考不上大学。

    我可以从老头儿的眼里看到他的满足,看得出来……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长时间地认真听他说话了。

    有些人一辈子也不曾被家人以外的人重视或崇拜过,还有些人虽然享受过那些,但某天……通常是他们退休的那天,这些也都跟着烟消云散。

    这种心理落差,加上这类人惯有的高傲,会让他们非常失落。

    人上了年纪的确是很可怜、也很可悲的,当一个人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不受重视、甚至被视为累赘,身体和大脑也都逐渐衰败时,他们会慢慢被孤独和落寞所吞噬;很多人到了晚年轻易就会被一些拙劣的骗子摆布、却不信任自己的亲人,就是因为可能骗子陪他们的时间相对更多些。

    我,也是个骗子。

    我骗取了他的信任,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在我那杯咖啡第三次续杯时,我假装不经意地提到了我的上司——罗主编;老头儿自然已经不记得那家伙了,不过我早有准备,我拿出笔记本电脑,点开了一张罗主编当年在纽约先驱报实习时的照片;这货把这张照片直接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用来装逼,不难弄到。

    那张照片中,除了罗主编之外,还有另外几名实习生,以及当时负责“带”他们的记者,也就是我眼前这位老人。

    像纽约先驱报这种美国老牌媒体的背后主要还是被白人财阀们掌控,明里暗里的种族和性别歧视根深蒂固;罗主编实习的时候是在二十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政治正确”还没现在这么紧,所以华裔的实习生很少,老头儿一看到照片,就对他有印象了。

    或许是担心我和罗主编有什么交情,老头儿在说话时绕了些弯子,但依然可以听出来……姓罗的很不是个东西。

    看来他那套溜须拍马和弄虚作假的把戏,一直没有变,只是并非在所有的地方都行得通。

    三个小时后,我和那位老记者道了别,临行前老头儿拍了拍我的肩膀,夸奖、并祝福了我。

    如果是在十年前,他还没退休的时候,他可能根本不屑于跟我这样的人坐下来喝咖啡;就算来了,他也不会跟我聊那么久。

    那时的他,八成会跟我摆架子,说些自己很忙之类的话,粗暴地打断我的陈述,抨击我国的新闻自由,强行灌输一些他认同的价值观,回答一些他想回答的问题、无视其他的,刷完一波优越感后,留下一句“这单我买了,谢谢你浪费我的时间”,然后扔下几张现金并无礼地离去。

    可是现在的他,站在街上,挥手、目送我上了出租车,直到车消失在拐角,他才转过头,带着叹息的意味舒了口气,步行回家。

    事后他能意识到我只是在他身上打探情报吗?

    应该是可以的,但我想,即使可以,他也不会让自己往那方面去想;他会竭力说服自己,今天遇到的真的是一位满怀热情的年轻后辈,而这个后辈真的是因为崇拜他才来见他的。

    …………

    9月9日的下午,我从罗主编那里得到了我的第一个任务:去采访一对夫妇。

    我知道他们,他们是几年前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无肛婴儿之死”事件的当事人;当然了,如今这事儿也早已经无人问津了。

    主编要求我去跟进他们的情况,写一篇关于网络暴力的报道;按照罗主编的说法,最近上面想抓“网络暴力”这一块,进行一定的舆论引导。因此,需要我们用一个较为典型和凄惨的受害者案例,写一篇将网络暴民妖魔化的报导。

    其实这也算好事。

    我没有等到第二天,当天傍晚,我就拿着他给我的地址,乘上了前往天津的高铁。